中文著作
《中级微观经济学》（主编），2008，高等教育出版社。
《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与周黎安合编），2008年，上海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转型、治理与中国私人企业的演进》，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读懂中国经济》，2006年，中国发展出版社。
《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2006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高级微观经济学》（主编），2005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组织、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2004）
《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2005）
《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2003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
《书里书外的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
《高级微观经济学》（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话说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走近经济学》，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市场的微观结构》（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协调博弈：互补性与宏观经济学》（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合作团队的经济学：一个文献综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比较经济模式：关于计划和市场的经济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经济、社会与文化：张军经济随笔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我们身边的经济学》，(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微观经济学》(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000年新版。
《中国过渡经济导论》，立信出版社1996年版。
《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分析》，立信出版社1995年版。
《现代公司的理论与经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公共选择》(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
《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法和经济学》(主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西方宏观经济学导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代表性中文论文
“改革以来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变化研究：
1978－2005”（与陈诗一合作），《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改革3与增长模式”，《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
“中国地方官员为什么要改善基础设施？”（与王世磊合作），《经济学季刊》，2007年1 月（第7卷第2期）。
“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经济学季刊》2007年10月（第7卷第1期）。
“官员的任期限制、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与高远合作），《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与高远等合作），《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首篇。
“中国金融深化-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
1978-2001”（与金煜合作），《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中国省国际资本存量的再估计”（与吴桂英等合作），《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权威、企业绩效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王祺合作），《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中国的工业改革与效率变化：方法、数据、文献与现有的结论”（与陈诗一等合作），《经济学季刊》，2003年10月号。
“市场结构、成本差异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与罗长远等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的首篇。
“关于中国资本存量的另一种测度方法”（与章元合作），《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
“改革以来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新的发现与解释”，2002，《经济研究》，第6期首篇。
“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对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解释”，2002，《经济学季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2卷第1期。
“关于信息产品共享的经济模型”（与姜建强合作），2002，《经济学季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2卷第2期。
“中国国有工业利润率的变动模式：
1980-1997，2001，《经济研究》，第3期。
“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经济学分析”（与冯曲合作），2000，《经济研究》，第7期。
“中国制造业利润率的决定：来自普查的证据”（与村上直树等合作），2000，《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冬季号。
“转型国家的初始条件，改革速度和经济增长”（与Hallagan合作），1999，《经济研究》，第10期。
“需求，规模效应和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产业组织的方法”，1998，《经济研究》，第6期。
“改革起点和改革路径:一个可行的模拟”(与Hallagan合作)，1996，《经济研究》，第1期首篇。
“苏联的增长方式:一个综述”(与韩贤旺合作)，1996，《经济研究》，第8期。
“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1994，《经济研究》第9期。
“中央计划经济下的产权与制度变迁理论”，1993，《经济研究》，第5期。
“寻求短缺的制度原因”，1991，《经济研究》，第12期。
“产权结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1989，《经济研究》，第8期。
“改革后中国农村改革产品的供给:理论与经验研究”，1998，《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过渡经济学:我们知道什么?”，1998，《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
“转轨经济中的过度进入问题--对重复建设的经济学分析”，1998，《复旦学报》，第1期。
“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1997，《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20卷(秋季)。
“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回顾与争论”，1997，《上海经济研究》，第4期。
“中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改革后的变迁”，1996，《改革》，第5期。
“中国的渐进改革为什么成功?”，1996，《经济学家》，第3期。
“关系:一个初步的经济分析”，1995，《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
“信息费用、有限理性和计划的约简:对中国计划经济结构的一个假说”，1992，《经济发展研究》，第3期。
“国有企业的货币激励:理论与经验研究”，1991，《上海经济研究》，第6期。
“关于企业制度的理论模式”，1991，《世界经济文汇》，第4期。
劳动收入占比”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回顾。这一领域的理论探讨主要有四个层次：在新古典假设条件下，劳动收入占比与资本产出比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对新古典假设做出修正，将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归于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产业差异，在整个经济的劳动收入占比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开放条件下，探讨全球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考察“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因素，它们包括：资本产出比、技术进步、全球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非正规部门规模和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等。本文最后提出了研究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初步设想。
关键词：劳动收入占比 资本产出比 技术进步 全球化
作者简介：罗长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一引言
关于“劳动收入占比”的研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曾对其有过激烈的争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诞生也与它有密切联系(Krueger，1999)。上世纪50至70年代，在这一领域曾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但在那之后相关研究步入沉寂。8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由升转降(Blanchard，1997；Harrison，2002；Guscina，2006)，使它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对于这一现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解释，本文力图对这些研究的成果进行回顾和评述。
我们期望这一工作有助于理解发生在中国的类似情况。在1996之前，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处于上升趋势，但在那之后，它开始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跌至40％的水平。
①作者利用联合国的数据(National Account Statistics)进行计算后发现，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有相当的距离。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通过利用外资和加工贸易，经济实力获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就在同一时期，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没有如新古典贸易理论所预期的那样，随着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得到提升。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机理不可能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然而，这些研究为探讨中国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线索，这是我们进行文献回顾的初衷。文章余下的内容依次是：第二部分对劳动收入占比进行了界定，并指出了相关处理方法所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回顾了劳动收入占比决定的代表性理论；第四部分则对研究劳动收入占比的研究进行了总结；第五部分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了分析中国问题的初步设想；最后是简短的结语。
二关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定义与度量
根据文献，劳动收入占比是指“工人的劳动报酬(total compensation)占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国民总收入的比重”(Lübker，2007)。Krueger(1999)认为，根据这一定义，在度量劳动收入占比时会面临一些困难，比如：哪些人算是工人？哪些收入计入劳动报酬？公司官员的股权计入劳动收入吗？人力资本回报计入劳动报酬还是资本收入？如何处理退休工人所领取的健康保险？等等。他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使用要素收入占比(factor shares)的目的是什么。Gomme和Rupert(2004)运用收入法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对劳动收入占比进行了说明：
②
等式中有下划线部分代表资本收入。他们指出，利用该公式计算劳动收入占比会遇到以下问题：
(1)如何处理自营收入和自我雇用(self-employed)收入？这类收入既包括资本收入又包括劳动收入。
(2)如何处理政府部门的收入？政府部门只有工资、薪酬和固定资本损耗，没有资本收入，因而把政府部门包括进来，可能会拉高劳动收入占比。
(3)如何处理房产部门的收入？统计中常将房屋租金收入全部归于资本收入，因而包括房产部门在内，可能会压低劳动收入占比。
(4)如何处理净间接税(即扣除补贴后的间接税余额)？(5)计算劳动收入占比的分母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国内生产净值？在这些问题中，争议和讨论最多的是第一项。劳动收入占比在统计上所表现出的跨国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没有考虑自我雇用收入有关(Gollin，2002)。对于自我雇用收入的处理，文献中有五种方法(见表1)：方法Ⅰ最简单，但过于“武断”；方法Ⅱ将全部自我雇用收入归于劳动；
③方法Ⅲ假设自我雇用收入中劳动收入所占份额与公司收入中劳动报酬所占份额相同；方法Ⅳ认为自我雇用者能够获得与公司员工同样的报酬；方法V主要针对一些国家的统计只有加总的“营业盈余”，而未区分“公司营业盈余”和“非公司营业盈余”。
表1劳动收入占比与自我雇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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