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正式的刑罚分为五等，依次递增为“笞、杖、徒、流、死”，仅次于死刑的就是流放，如果按照常理来说流放与死刑相比简直是天大的恩典，但是流放和它的辅助刑罚充军在古人的眼中比杀头还要恐怖。
流放就是将犯罪之人从故土放逐到偏远荒蛮之地，在医疗条件与交通条件并不发达的古代，前往烟瘴疠气之地无异于死路一条。况且在安土重迁的中国古代，能够死后埋在乡土是所有人的夙愿，但流放之后毫无疑问就将这条维系着宗族、姓氏、血脉的道路断绝了。从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诗句就可以看出韩愈深深地绝望，但别忘了韩愈是以官身贬谪到潮州的，情况与平民相比已经是大为改观了。
在清代以前，历代流放犯人的所在多在西南部，如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的“夜郎西”，还有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所在儋州（今海南）都是有名的流放之地。但到了明朝之后，流放的地位逐渐被不在五刑之列的充军所渐渐代替，原因就是明代初立之时边疆不稳，内部州县又因为战争导致行政区域不断改划，而这样混乱的管理也使得作奸犯科之事不断滋生，所以朱元璋决定在明朝实行严厉的充军制度。
充军就是罚犯人到边远地区从事强迫性的屯种或充实军伍，是轻于死刑、重于流刑的一种刑罚，类似现在的劳改，作为死刑代用刑“刑莫惨于此”。充军顾名思义就是充作军前效力，由明代于需要防御北元以及其他游牧民族南下，明朝在北方设立了大量的卫所等军事堡垒，所以此时充军的重点多为宣大、辽东一线。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是被判充军的犯人，在大理寺审查完毕，将卷宗交付给刑部十三个清吏司中的陕西司登记造册，重新编排后，发给管理该犯人的百户领去充军。在当时北方的犯人多充军于云南、四川等地，而南方的则交付于当时的北平、大宁、辽东各个卫所，随后又增设了发往极边沿海、瘴疠等地充军的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