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不存在强制辩护。辩护是指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为反驳控诉，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理由，说明被告无罪、罪轻或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的诉讼活动，主要包括自行辩护、委托辩护、指定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强制指定辩护的范围辩护分为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法院基于法律及被告人的特殊身份或某种情况，指定律师或其他公民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制度。在我国，是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通常被指定的辩护人由律师承担。这种辩护人称为指定辩护人。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决定是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根据。如果被指定的是律师，那么人民法院与律师所在单位则产生权利和义务关系。
大陆的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没有强制辩护制度的明文规定，但是其关于法律援助立法规范中却与其有类似之处。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也是国家法律救济的一种形式，其强调的是对经济困难的人或有正当理由确需帮助的人进行救助。法律援助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刑事辩护只是其中的一种援助形式。从本质上讲，法律援助制度是一种救济权,对特殊的当事人而言，是一种权利形式。
强制辩护是辩护制度的一种，是辩护制度功能的重要实现形式。我国并没有建立强制辩护制度，需要按程序正义理论、宪政理论的精神进行构建，以保护宪法基本权利的力度对其加以重视。我国只有指定辩护。
一般而言,指定辩护是指被指控人因为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无力聘请辩护人的情况下,法院为其指定辩护人。指定辩护可分为任意性指定与强制性指定。
3.指定辩护包括：3.1．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辩护。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对“可以指定”辩护人的情况作了具体规定包括：（1）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
（2）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
（3）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费用的；
（4）共同犯罪案件，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
（5）具有外国国籍的；
（6）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7)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指定的辩护人，应当是依法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
3.2．被告人盲、聋、哑或者限制行为能力，或者在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3.3．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辩护 。
死刑复核程序是专门针对死刑案件的一种特殊救济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是对死刑进行程序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目的在于为死刑的适用增设最后一个把关口，从而能够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严格控制死刑数量。但是死刑复核程序自产生以来因为其浓厚的行政色彩而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律师辩护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缺失，律师辩护的虚化使被追诉人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无法使自己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可以说律师辩护关系到死刑复核程序能否实现其应有的功能。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也做了一些修改，表现出了诉讼化的倾向，但是对于律师辩护的保障却只提及了一下，没有做过多的说明，因此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辩护的保障是我们未来应该关注的重点问题，尤其是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确立强制辩护制度。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辩护的现行规定及存在的问题——评析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40条在实践中，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辩护的状况是令人堪忧的，不仅在于律师的职业水平，更在于死刑复核程序过于封闭，偏向行政化，将律师拒之门外。其实之前，律师能否参与死刑复核程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刑事诉讼法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实际上律师在此时是不能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而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才逐渐允许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2012年《刑事诉讼法》240条规定：第“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死刑复核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的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该条系新增的规定，强化了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方参与和检查监督，体现了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倾向，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不容否认的是，该条规定显然过于原则，模糊，其实并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细细分析，就会发现该规定存在如下几个问题：(一)仅仅规定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但是没有规定辩护律师该如何提出辩护意见，即没有规定辩护律师提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要不要为被判刑人指定辩护是一个亟待引起关注的问题。在这次修法之前，辩护律师基本上没有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制度空间。长期以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死刑复核程序是一个最高人民法院的内部书面审核程序，或者说，书面的行政审查程序。在死刑复核过程中，最高法院法官都会亲自讯问被判刑人，听取其本人对于判处死刑的意见。在个别案件中，如果被判刑人的辩护律师有办法，最高法院的法官一般也会接受辩护律师的书面意见。但总体而言，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律师的参与缺乏必要地制度保障和程序机制。因此，根据现行法的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尽管刑诉法规定必须为其指定辩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的指定辩护仅限于第一审、第二审。至于死刑复核程序，则不适用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规定。但是，根据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40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根据该项规定，辩护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将成为一种制度化实践。因此，在此制度框架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死刑复核案件中一律不指定(辩护)的习惯做法。换句话说，既然辩护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即将成为一种制度化实践，那么，对于那些因贫穷而无力聘请辩护律师的被判刑人，又有什么理由拒绝适用第34条“应当为其指定辩护”的规定呢?我们的态度很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在办理死刑复核案件时，如果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就应当根据第34条第三款的规定，为其指定辩护。理由有二：第一，第34条关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规定，属于法定应当指定辩护的强制性规定。作为一项总则性规定，没有任何理由将直接关系着被告人生死问题的死刑复核程序排除在外。第二，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也是确保死刑复核程序公正外观的客观需要。根据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40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该询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根据该条规定，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已经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即，从纯粹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内部审查、复核程序，通过引入控辩双方的力量和意见，初步实现了诉讼化改造。当然，在司法实践中，这种诉讼化改造尽管不一定表现为开庭的方式、不一定采取控辩审三方集中在场听取意见的方式，但是，就制度设计而言，第240条已经为控辩双方介入提供了制度依据和契机。因此，既然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都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那么，就产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制度公正问题：如果被告人没有聘请辩护律师怎么办?是听之任之，还是根据死刑属于强制辩护的案件范围而为其制定辩护呢?很显然，如果坚持死刑复核程序不适用制定辩护的旧习，那么，第240条的规定将会变成一个“有钱人条款”。即，谁有钱请得起辩护律师，谁就有机会透过辩护律师的参与向最高人民法院陈述更具法律水准的意见。然而，刑事法律援助的最基本目的就是为刑事案件的辩护活动确立一个最基本的保障：不管你穷还富，你都可以享受到一个最基本的待遇。在关乎个人生死问题的死刑复核程序中，我们更应当坚守并维持这种最基本的公正性。因此，我个人认为，随着辩护律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成为一种制度化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必须与时俱进，彻底放弃死刑复核程序不适用指定辩护的错误观念，为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提供最基本的法律援助服务。死刑复核程序必须有辩护律师的参与。之所以如此，以下几点尤其值得强调：第一，死刑复核案件不仅仅是一种直接关系到个人生死的特殊案件类型，在当今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还承担着一定公共政策形成的作用。这一点在吴英案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公共政策不仅仅是法律政策、死刑政策，甚至还会牵扯到国家经济领域的一些宏观经济决策与走向等问题。在吴英案中，就存在着一个国家如何对待民间借贷现象的宏观经济政策、法律政策问题。像这样的案件，没有律师的参与是不行的。在此之前，我特别跟泽涛兄沟通，希望他能集中谈谈美国法庭之友制度。在涉及公共政策形成时，个案已经不单单事关个人利益，而是牵扯到更多人的利益。大家回想一下吴英案，前前后后组织了多少次有关吴英案的研讨会，而且，参与者不仅仅是法律界的专家，还有经济学界的精英、江浙一带的商人。因为吴英案不仅仅关乎吴英个人的生死，还涉及国家经济政策的走向等社会问题。其实，即使不谈吴英案，其他死刑案件中还同样涉及到死刑政策的形成与选择。例如，去年发生的夏俊峰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这些案件都已经不再是仅仅关乎个人的生死，而是代表着国家对待这种类型死刑案件将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刑事政策。在这些案件中，可能直接牵扯到公共政策形成。而公共政策的形成，仅仅靠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在此类案件中，还按照传统的审核书面材料、讯问被告人，然后说“人是你杀的，没问题”、“我也讯问你了，你自己也供认不讳”，是无法真正做到客观公正的。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个案问题，而是牵扯到公共政策的形成。这是第一个理由，死刑复核程序因可能涉及公共政策问题，必须形成一种良性的程序参与机制。第二，就个案而言，即使只谈被判刑人的生死问题，法律问题和证据问题也非常复杂。近几年我相对多地了解了张燕生律师办理的念斌投毒案。这是一起发生在福建某地的投毒案件。就个人感受而言，这个案件的控诉证据存在很多疑点，甚至有可能是一起冤假错案。但是，即使这样漏洞百出的案件，如果没有辩护律师的参与，也没有办法从证据上和逻辑上把这些疑点揭示出来。现在因为专业律师的参与，念斌终于保了一条命。可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死刑案件中，又有多少案件像念斌案这样，除非有专业辩护律师的参与，否则，将会在强大的控方逻辑下，成为一个自圆其说、看似没有任何漏洞的“铁案”呢?因此，即使抛开公共政策问题，仅就个案生死问题而言，单靠讯问被判刑人也不一定能够发现案件的真正疑点。在此意义上，为了保证死刑案件的办案质量，必须强化专业辩护律师的参与。第三，法律解释的问题。在死刑案件中，同样会遇到刑法条文的合理解释问题，而这种解释肯定超出了被判刑人的能力。总之，我的基本观点是：传统的死刑复核程序观念认为，只要能够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就能够保证作出一个正确的死刑判决。但是，如果把视野放到公共政策的形成、放到法律的专业化、放到证据分析等问题时，这样一种内部审核方式可能是远远不够的。死刑复核程序需要引入律师的力量，而引入律师的力量就必须有一种制度来保障贫穷者也同样能够得到最基本的法律服务。我个人认为，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发展必然牵连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问题。很多案件，当事人都是会委托律师的，律师在庭审中，就是被委托人，帮助当事人进行陈诉，辩论，使得最后的结果能够尽最大的程度有利于当事人。法官也会根据律师的陈述，给予一定的判断，但是死刑复核，法官一般都是听取当事人的陈诉。
刑事诉讼中有两种拒绝辩护：一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法律根据是刑事诉讼法第39条的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其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辩护权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辩护权从根本上讲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辩护人的辩护权派生于辩护权的主体。所以，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拒绝辩护权没有作出理由限制。一经提出，就应当生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被告人坚持自己行使辩护权，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被告人如果属于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被告人需要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
刑事诉讼中的另一种拒绝辩护是指律师拒绝继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法第29条规定：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隐瞒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根据律师法的有关规定，辩护律师接受委托以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因此，律师拒绝辩护具有严格的法定条件，只有符合上述条件的，拒绝辩护才能成立。这一点是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拒绝辩护权不同的。
我国法律规定的指定辩护的范围：
1、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2、被告人是盲聋哑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3、未成年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4、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5、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能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
6、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已委托辩护人，而该被告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7、外国籍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8、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9、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有问题，有可能影响法院正确定罪量刑的
死刑复核案件不在以上范围之内，至于为什么不列入范围有许多深层思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死刑复核程序是一个最高人民法院的内部书面审核程序，或者说书面的行政审查程序，因此不适用指定辩护规定。
一、 刑事诉讼法 对未成年的保护程序是怎样的? 第二百六十六条 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 诉讼 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 解读：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应当将未成年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少年权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将重心放在教育、感化、挽救上,使其顺利健康回归社会。这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关爱,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是由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决定的。 未成年人犯罪 的动机相对简单,犯罪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多是由于意志薄弱或者是情感冲动造成的,主观恶性不深,再加之未成年人智力、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外界事物的重新认识和对内心世界的自我评价具有较大的可塑性。未成年人犯罪,从一定意义上讲更多的是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受害者。同时,相对于成年人,未成年人社会经验不足、对法律了解相对欠缺,自身的保护意识和防御能力较弱,因此,他们在诉讼中弱势地位非常明显。这也决定了其在诉讼中更加需要关照和保护。 明确规定了“办案人员专业化。应当设立专门机构或者设立相对稳定的专门人员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与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要求办案人员熟悉未成年人的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这一要求与联合国司法准则是一致的。 第二百六十七条 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没有委托 辩护人 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 律师 为其提供辩护。 解读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由于未成年人年龄、智力发育程度的限制,通常很难理解控辩双方争辩的实质内容,不知道如何行使诉讼权利。有辩护人的参与,就能为其及时提供需要的法律帮助,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司法机关就必须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 第二百六十八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解读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因素。这一规定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进行社会调查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挽救,还可以促使其认罪悔改。社会调查报告还是侦查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采取 取保候审 ,检察机关决定 逮捕 、起诉,法院定罪量刑以及 刑罚 执行和 社区矫正 的考量依据。 第二百六十九条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 批准逮捕 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 解读：“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是指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尽量不适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是强制性规定,指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时,不仅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需要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的意见。之所以要听取律师意见,是因为律师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更了解与未成年人案件相关的事实中哪些情形对采取非 羁押 措施更有意义。新刑事诉讼 法规 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并与成年人分别处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有利于减少关押带来的弊端,使未成年人能顺利回归社会。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这是分案处理原则的要求。应当强调的是,分案处理原则不应仅是办案机关在采取拘留、逮捕时应当遵守的原则,而应当是贯穿 刑事诉讼 始终的原则性规定。 第二百七十条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 代理 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 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 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其法定代理人可以进行补充陈述。 询问未成年被害人、 证人 ，适用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 解读新刑事诉讼法将原来的“可以通知”改成“应当通知”,并扩大了到场人的范围。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也可以通知”含义是,讯问、审判未成年人案件,应当首先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在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情况下,应当通知其他的合适成年人到场。“也可以通知”并不是授权性规范,而是强制性的。确立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不仅可以帮助未成年人与讯问人沟通,根据新 刑诉法 第270条第2款规定,还可以对讯问过程是否合法、合适进行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新刑诉法第270条第5款规定,如果被害人、证人是未成年人,询问时也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时应通知合适的成年人到场。 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的犯法频率越来越高，未成年人由于缺少 法律知识 在法律上会存在许多误区，许多人会问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的保护程序是怎样的?本文列举了许多法律条文将会从法律的角度为您解答，在未成年人犯罪这个问题上法律有明确的条文。
一、必须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为了避免陷入无辜者被迫认罪的“陷阱”，在设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建议： 第一 ，应明确规定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认罪”，即被告人自愿供述其所犯罪行、自愿接受法庭审判，而不是出于被胁迫或者欺诈等因素，而且最好对这些非自愿因素作列举规定，以利于实践的操作。“认罚”即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认罪的基础上自愿接受所认之罪在实体法上带来的 刑罚 后果，以及对 诉讼 程序简化的认可，即放弃其在普通程序中所具有的部分法定诉讼权利，同意通过适用克减部分如法庭调查与辩论等诉讼环节的诉讼权利来对自己定罪量刑。 第二 ，被追诉人自愿做出相应供述，应当获取与之相称的信息以供其做出选择是否认罪认罚。为保障自愿性，降低控辩双方对抗的风险，该项制度的适用实际上要求办案机关有义务向被追诉人公开有关己案的 证据 材料。 第三 ，应重视利用我国现有 刑事诉讼法 等法律对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规定，以利于法官全面了解被告人是否因为其他客观原因而非自愿性地认罪认罚等。 第四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实质的而非形式的 律师 帮助和咨询。 二、必须保障被告人是在获得有效律师帮助的前提下自愿认罪认罚 为了避免被告人在没有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的情况下认罪，在制度设计上建议： 第一 ，应明确 法律援助律师 的行业准入资格和职责的评价体系，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的管理，加大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力度，对于贫困地区的法律援助律师应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从而保障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被告人也能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以保障被告人是在获得有效律师帮助的前提下自愿认罪认罚。 第二 ，我国还应借鉴域外国家设置强制辩护制度以提高认罪认罚的正当性。被追诉人较之于追诉机关本身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在促使被追诉人选择认罪认罚以争取从宽处理的过程中，为彰显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诉讼精神，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设置专门的强制辩护制度有其合理性。 第三 ，为确保强制辩护制度的适用取得实质效果，还非常有必要探讨侦查讯问阶段律师在场的可行性。犯罪嫌疑人侦查询问时要求律师在场的权利，有利于加强对办案全过程的社会监督。 三、必须保证法官在此类案件中居中裁判，不得充当控方角色 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处理案件过程中，法院应主要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以及控辩双方协议的合法性等基本内容，这是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结合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的综合表现，并听取其辩护律师的意见。 第二 ，被告人是否满足认罪认罚制度适用的法定条件。包括是否构成认罪、认罚，且符合相应案件类型的特殊要求。 第三 ，控辩双方达成认罪认罚协议的合法性。主要是定罪量刑在实体法上的考量，重点审查法院认定事实与协商认定事实是否相一致、认罪认罚协议是否违反 刑法 实体法律规定。 第四 ，检察院移送程序适用建议的合法性。由于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中均有体现，法院应着重审查是否满足不同程序类型的法定条件，有无存在程序转换的可能。 第五 ，是否存在其他不得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定因素。 四、必须奠定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严格禁止检察官疑罪协商，严格禁止在侦查阶段适用该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长期执行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是该项政策的制度化新发展。尽管不同国家的刑事司法及其运行有其普遍共性，但并不意味着我国推行该项制度改革就是辩诉交易制度的翻版。 我们还需认识到，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所交易的内容既包括 罪名 也包括罪数。而在我国的制度设计中，控辩双方的协商只能是在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前提下，控辩双方就犯罪嫌疑人积极认罪而获得的可能优惠达成协议。在此过程中禁止交易罪名、罪数，应当是我们坚持的基本底线。此外，美国的辩诉交易很多是在案件事实有争议或者证据有疑问的情形下，换取被告人的轻罪轻罚认可，而我们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则必须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下进行，不允许司法机关借认罪认罚之名，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受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情形下的罪与罚，依此减轻或降低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 此外，侦查阶段应不适用认罪认罚制度。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应当有严格的诉讼节点限制，只能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发挥特定优势，而不能适用于侦查阶段。原因如下： 第一 ，认罪认罚的前提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侦查机关只有全面侦查取证，才能够达此目的，因此侦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取证而不是认罪协商。 第二 ，若许可侦查机关促成犯罪嫌疑人认罪协商，则可能导致侦查人员放弃法定查证职责，不去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的各种证据，过分依赖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定罪，冤枉无辜。 第三 ，由于侦查机关公权力的天然优势、侦查活动的秘密性等，一旦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承担此项职能，可能会出于减轻办案压力或者其他目的，而采取威胁、利诱等方式迫使犯罪嫌疑人选择认罪认罚，进而成为造成冤假错案的诱因。 五、“认罪认罚从宽”法定化，以增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可预期性 在实体刑法方面，需要明确对被告人认罪认罚应给予充分、普遍有效的积极评价。 首先，在立法上应该将其提升为“应当”型(即强制型)的法定情节，即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官在量刑时须适用该情节，并在判决结果中加以体现。具体而言，在刑法上对被告人认罪认罚应获得的从宽予以明确化、法定化。建议对于坦白认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其中犯罪情节较轻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特别在诉讼早期即认罪认罚，供述自愿真实合法且作为主要定案证据 立案 的，可以考虑比照本案应当判处的刑罚给予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 减刑 ，在最大程度上鼓励被告人积极认罪认罚。 其次，必须注意到认罪认罚有两种表现形式： 自首 和坦白。较坦白而言，自首表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因此对自首的从宽力度显然应该大于坦白。在案件情况相似或者其他条件类似时，对自首的从宽幅度应当大于对坦白的从宽处罚幅度，以鼓励犯罪人积极认罪认罚。 六、必须保障被害人对辩护交易的实质参与 在我国，关于被害人是否应当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参与主体也存有争议，例如，有观点即主张“在认罪协商时应当征得被害人的同意，其重要条件就是应当由被告人对被害人在精神、物质两个方面予以补偿，被害人同意并且愿意接受赔礼道歉和物质补偿。”但也有观点认为，“为确保认罪认罚制度适用的效率性，防止因被害人主观情感的变化而导致协商过程随意变更损害诉讼程序的确定性，被害人不宜作为参与主体而对案件协商过程产生实质影响。”我们基本赞同第一种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必须基于被害人的同意，并应将被害人的受损利益获得弥补作为认定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合理条件之一，且应将被害人获得赔偿的程度与被告人可能获得的从宽幅度直接挂钩，调动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主动性。 在很多犯罪者中有很多事非常有文化，懂得法律的人可能在实施一些行为时非常的小心，同时可能会认为只要没有证据警察就可以拿他没有办法
理论上
几乎所有的
刑事案件都应该请律师，可能判无期死刑的
强制辩护
，自己没委托
辩护人
的会安排法律援助指派
辩护律师
，否则不能开庭。
温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