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内容：共同犯罪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关于脱离共同犯罪的问题，那么想要进行脱离共同犯罪关系的成立，是需要满足哪些必然的条件的呢？主要存在着怎么样一些行为措施？下文醉学网小编与您一起探讨。
成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有的学者认为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本人放弃共同犯罪的故意；二是本人中止自己的行为；三是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或防止结果的发生作出了努力；四是在某些场合让其他行为人知道自己脱离共犯关系。笔者认为，根据以上要件，在某种情况下，无疑会扩大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外延，而在有的情况下，则又不适当地缩小了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范围。具体说来，首先论者并没有限制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成立阶段。根据论者提出的四要件，在犯罪发展的任一阶段，都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但是，笔者则认为，在直接实行者着手实行犯罪后，即使一部分共犯人自动放弃犯意，并有脱离共犯关系行为的，也不能解除他们的共犯关系。其次，第三要件即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或防止结果的发生作出了努力”是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充分而非必要要件。因为脱离共同犯罪关系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在有的共同犯罪如平等型的共犯关系中，只要有消极的脱离行为即可，而无须实施积极的脱离行为。
以上两种情况其实是共同犯罪中止的成立问题。在此需将共同犯罪关系脱离与共同犯罪中止区分开来。前者是指共犯人脱离了共犯关系，因而对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后者则是指共犯人并没有脱离共犯关系，对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仍然承担共犯责任，只是应从轻处理。可见，在理论上，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当然，共犯关系的脱离与共犯的中止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两者都发生在犯罪过程中，都是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意；在表现形式上，一些犯罪中止行为就是一种脱离共犯关系的行为。因此共犯关系的脱离必然有着共同犯罪中止的某些特征，但是它毕竟有着自己的特定构成要素，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应具备以下条件：
1.发生在直接实行者着手实施犯罪以前，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犯罪阶段要求。
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的成立阶段，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发生在共同犯罪人着手实行犯罪前、直接实行者实行犯罪后以及既遂后的继续犯场合等三个阶段。笔者认为，这是从形式意义上来理解共犯关系脱离的。就脱离者而言，在犯罪的发展过程中甚至犯罪既遂后的继续犯场合，他都可以有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但是这种脱离行为是否能解除共犯关系尚需要实质地进行判断，即共犯关系的脱离并不是以脱离者单方面的意志为转移的，需要结合共同犯罪关系的实质来认定。一般说来，只要直接实行者已着手实施犯罪，共犯关系就不能解除。因为，根据刑法理论，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已形成共犯关系。如同犯罪既遂后的恢复原状不能改变行为的犯罪性一样，成立共犯关系后就不可能再解除。具体说来，在复杂的共同犯罪中，根据占统治地位的共犯从属性说，教唆犯和帮助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取决于正犯是否已着手实行犯罪。只要正犯已着手实行犯罪，三者就形成了共犯关系。而就共同正犯而言，由于各犯罪人基于意思联络而成为同心一体，因此只要一部分正犯已着手实行犯罪，即使其他正犯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也不影响共同正犯的成立，即一部分正犯的行为就是共同正犯的行为。这也正是对共同正犯实行一部行为负全部责任”的理论基础。因此，成立共犯同犯罪关系的脱离必须发生在着手以前。当然在着手后，共犯仍有脱离行为，但这是涉及到是否成立中止犯的问题。
2.脱离者必须自动放弃犯意，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主观要求。[page]
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也有论者认为，只要在着手前切断因果关系，即使不是基于任意性，也不影响。笔者认为，既然脱离者在处理上不承担共犯关系责任，那么就应对其成立要件做出严格的限制，即脱离者应自动放弃犯意。但关于自动性，德、日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多种观点：主观说认为，由于认识外部的障碍而停止的场合以外，是自动放弃犯意。限定主观说主张只有放弃犯意即后悔而中止的场合，是自动放弃犯意。客观说主张按照社会一般的观念，以客观的判断为标准认定障碍的性质。折衷说主张在一般经验上对意思给予强制影响的情况为动机以外的场合是自动放弃犯意。通说认为折衷说比较妥当。我国理论界关于自动性的观点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是指在行为人能够将犯罪进行到底的情况下，基于本人的意志而停止犯罪行为。这表明只要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自己能够完成犯罪，即使客观上难以完成犯罪，也不影响自动性的成立。
3.行为人必须有脱离共犯关系的行为。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实质性要件。
何谓脱离行为？笔者认为，应以是否切断脱离者已经实施的加功行为与此后其他共犯者的行为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原则。只有切断了与此后其他共犯者的行为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脱离者才不负共犯刑事责任。基于这一原则，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将脱离行为分为消极的脱离行为与积极的脱离行为。前者是指脱离者将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对方，或者单纯地撤回自己的加功如帮助者将其提供的工具索回，就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这种脱离行为一般是针对平等型的共同犯罪人即共同犯罪人之间不存在领导、制约关系。如普通的共同正犯，或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动、消极地位的帮助犯、胁从犯以及犯罪集团中的一般参加者等。由于这些犯罪人对犯罪的实施并不起主导、支配地位，因此只要消极地将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对方或者单纯地撤回自己的加功，一般就可以消除自己的加功行为对正犯的影响。内心的脱离或单方面的脱离是不能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因为二人以上基于实行一定犯罪目的而成为同心一体。如果某一共同犯罪人有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但是却并没有传达给其他共犯人，那么对于其他共犯人来说，这种同心一体的联系仍然存在。当他实行犯罪时，与脱离者也依旧存在着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因果联络。因此只有将脱离共犯的意思传达给其他共犯人，这种同心一体才能解体。对于传达脱离的方式，通常是以明示的方式做出的，如明确告诉对方自己决定从犯罪活动中退出来，并中止了犯罪行为。对于以默示的方式表达脱离犯罪活动的意思，如从犯罪现场离去、帮助者没有按约定提供工具或出现在现场，如果同时符合其他条件，也不失为一种脱离行为。日本的一些判例就肯定了这一方式。例如共谋强盗并实施了预备行为后，其中一人悔悟，从犯罪现场离去。
所谓积极的脱离行为就是指脱离者采取措施阻止他人犯罪或为此做出了真挚努力的。这种脱离行为是针对支配型的共同犯罪人而言的，即在共同犯罪中起着领导、指挥、主动等地位或作用的共同犯罪人，如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教唆犯等。由于这类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支配作用，因此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犯罪人，只要单纯地将自己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其他共犯人就可以脱离共犯关系，他们还必须采取积极的作为将自己给予犯罪实行的效果予以消除才能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
法律解析：
(1)共同 过失犯罪 行为 即二个以上共同过失犯罪的，不属于共犯，只需根据个人的过失犯罪情况分别负相应的刑事责任即可。 (2)二人以上实施危害行为 即一个为故意犯罪，一个为过失犯罪，两个的行为共同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过失地引起或帮助他人实施故意犯罪，二是故意地教唆或帮助他人实施过失犯罪。此种情况下，也是根据各人的罪过形式和行为形态，分别负相应的刑事责任。 (3)实施犯罪时故意内容不同的 该不同的罪过内容能够决定行为性质不同，如甲乙共同用木棍打击丙，甲为杀人的故意，乙为伤害的故意，结果由于甲打击丙的要害部位而导致丙死亡，此时二人虽然有共同的行为，但由于没有 共同犯罪 故意而不构成共犯关系，甲构成 故意杀人罪 ，乙构成 故意伤害罪 。当然，如果该罪过内容的不同并不足以影响行为定性，则可以构成共同犯罪，如一方出于直接杀人故意，另一方为间接故意，二人共同实施杀人行为的，可以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4)同时犯 即指没有共同实行犯罪的意思联络，而是在同一时间针对同一目标实行同一犯罪，对此应作为单独犯罪分别论处。如甲乙不约而同的意图杀害丙而向丙射击，甲没有命中，乙命中丙的要害部位致丙死亡，则甲应负故意杀人罪(未遂)的刑事责任，而乙则负故意杀人罪(既遂)的刑事责任。 (5)实行过限行为 即超出共同故意之外的犯罪行为，不构成共犯。共犯人超过共同犯罪故意又犯其他罪的，对其他罪只能由实行该种犯罪行为的人独自负责，其他共犯人对此不负刑事责任，理论上称之为“实行过限”。 (6)“片面共犯”不宜作为共犯处理 所谓片面共犯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共同造成一危害结果，但双方没有犯意联系，一方知道对方的行为与性质，但对方却对此不知，双方的犯意联络不是共同的而是片面的。“片面共犯”是否作为共同犯罪处理，理论上尚有争议，我国 刑法 中处于通说地位的是“否定说”，即“片面共犯”情形不宜作为共同犯罪处理。 (7)事后通谋的窝藏、包庇、窝赃、销赃等行为 因为在事先无通谋、在犯罪实行过程中也无通谋，故缺乏共犯的主观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八十条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 过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法律分析：所谓共犯脱离理论，是指在犯罪既遂之前，部分共犯人停止自己的行为若因此切断了与其后其他共犯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因果关系，则在其他共犯人承担既遂（或未遂）责任的情况下，脱离人仅对脱离前的行为及其结果负责，而不对脱离后的行为及其结果负责，对脱离人在未遂的限度内（在基于自己的意思的场合，承担中止犯的责任）承担共犯的罪责的这样一种情形。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四条 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 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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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犯罪在刑法总论中，地位最重要，难度最大。
一、共同犯罪的本质
（一）实质原理：“违法是连带的，责任是个别的”。
（二）形式的“相同性”
“共同犯罪”是指“共同去犯罪”，也即一起制造违法事实。
判断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应看违法事实的连带性，而非犯罪特征的相同性。
二、共同犯罪的分类
1.从结构上看，共同犯罪分为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
任意共同犯罪（任意共犯），是指一人能够单独实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情形。
必要共同犯罪（必要共犯），是指必须由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例如重婚罪。
2.从作用来看，共同犯罪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
3.从分工来看，共同犯罪分为教唆犯、帮助犯、实行犯。
由于正犯对法益的侵害具有直接性，因此应先分析正犯，再分析共犯。
共同正犯（共同实行犯），是指一起实行行为，共同制造违法事实。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是：带着参与意识，实施实行行为。
一、客观（违法）阶层
（一）参与行为
共同正犯的参与行为，一般是实行行为，因此共同正犯一般指共同实行犯。
（二）参与意识
1.参与意识，是指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他人的违法事实。
2.如果一方由参与意识，另一方没有参与意识，则属于片面的共同犯罪。
3.如果双方均没有参与意识（没有意思联络），则属于同时犯，不构成共同犯罪。
（三）法律后果：“部分实行、全部负责”
二人成立共同正犯，则意味着在制造违法事实上具有连带性。
二、主观（责任）阶层
共同正犯是客观违法阶层的一种犯罪现象。
1.模型1：对责任年龄不作要求。
2.模型2：对责任能力不作要求。
3.模型3：对故意、过失不作要求。
直接正犯，是指亲自实施犯罪的实行犯。
间接正犯，是指不亲自实施犯罪，而是利用他人犯罪，将他人作为犯罪工具加以支配。
一、客观（违法）阶层
一个人对他人形成支配力，主要源于三种情形：
一是强制手段，二是欺骗手段，三是法定身份。
（一）强制手段
1.迫使无责任年龄的人实施犯罪。
2.强迫他人实施犯罪。
3.强迫被害人实施自损行为。
（二）欺骗手段
1.引诱无责任能力的人。
2.欺骗他人，利用他人有过失的行为。
3.欺骗他人，利用他人有故意的行为。
行为模型：利用他人犯A罪的故意，实现自己犯B罪的间接正犯的目的。
4.欺骗被害人实施自损行为。
（三）法定身份
行为模型：有身份者利用无身份者，有身份者构成间接正犯。
二、主观（责任）阶层
间接正犯，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这是因为，间接正犯是指使他人，利用支配他人犯罪。
一、共犯从属性
二、违法的连带性与违法的相对性
教唆犯，是指故意引起他人制造违法事实。
一、客观（违法）阶层
教唆行为引起正犯的违法事实，二者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第一，教唆行为引起正犯的违法行为。这是教唆犯的成立条件。
第二，教唆行为引起正犯的违法结果。这是教唆犯的既遂条件。
二、主观（责任）阶层
在主观（责任）阶层，要求教唆犯必须具有教唆故意。
教唆故意是指故意引起他人制造违法事实。
过失引起，不构成教唆；未遂的教唆，不成立教唆犯。
三、正犯制造的违法事实
（一）正犯的主观预见
正犯制造的违法事实，可以是故意犯罪，也可以是过失犯罪，不影响教唆犯的成立。只是影响，在教唆犯的基础上能否成立间接正犯。
（二）正犯的责任年龄
只要正犯制造了违法事实，教唆犯就成立。在主观（责任）阶层，正犯有无责任年龄，不影响教唆犯的成立。
（三）正犯的责任能力
只要正犯制造了违法事实，教唆犯就成立。在主观（责任）阶层，正犯有无责任能力，不影响教唆犯的成立。
四、处罚
帮助犯，是指故意促进他人制造违法事实。
一、客观（违法）阶层
（一）帮助行为的方式
第一，物理性帮助。
第二，心理性帮助。
（二）帮助犯的成立条件：帮助行为促进正犯实施违法行为
两个条件：第一，帮助行为本身具有可能的促进作用；第二，这种合格的帮助行为连接到（作用于）正犯的违法行为上。
（三）帮助犯的既遂条件：帮助行为促进正犯制造违法结果（因果性）
当帮助行为连接到正犯行为上，帮助行为便成立帮助犯。当帮助行为与正犯结果具有因果性时，帮助犯既遂。
二、主观（责任）阶层
在主观（责任）阶层，要求帮助犯必须具有帮助故意。帮助故意，是指故意促进他人制造违法事实。
三、正犯制造的违法事实
帮助者只要满足“故意促进正犯制造违法事实”，就成立帮助犯。至于正犯制造的违法事实，在主观（责任）阶层，是什么样态（故意或过失，有或无责任年龄、责任能力），不影响帮助犯的成立，只是影响在帮助犯的基础上能否成立间接正犯。
四、中立的帮助犯
判断标准：第一，主观上是否明知对方在犯罪；第二，客行为给对方犯罪是否起到实质紧迫的促进作用。
一、承继的共同犯罪
（一）参与时间
承继的共同犯罪，是指中途参与他人犯罪。与中途参与不同的是，事前参与与事后参与。
（二）责任划分
中途参与者只需要对参与后的事情负责，对参与前的事情不负责。
二、片面的共同犯罪
（一）片面帮助
这是指甲暗中帮助乙实行犯罪，而乙对此并不知情。
片面帮助仅限于物理性帮助。
（二）片面教唆
这是指甲暗中教唆乙犯罪，而乙没有认识到被教唆。
（三）片面实行
这是指甲暗中和乙共同实行犯罪，而乙对此不知情。
一、共同犯罪与身份犯
（一）真正身份犯
真正身份犯中有定罪身份，有身份者才有资格构成实行犯，无身份者只能构成共犯（教唆犯或帮助犯）。
分析路径：分别分析每个人，若同时触犯两个罪，想象竞合，择一重罪论处。
（二）不真正身份犯
不真正身份犯中有量刑身份。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罪，在量刑时，对无身份者不能适用量刑身份的法定刑。
二、共同犯罪与不作为犯
小孩犯罪，大人角色。
三、共同犯罪与实行过限
实行过限，是指甲乙共同实施A罪，乙多干了B罪。对于B罪，甲是否承担刑事责任？
判断标准：看是否超出共同故意的范围。
四、共同犯罪与认识错误
共同犯罪与认识错误的结合问题，需要用到前文关于事实认识错误的知识、实行过限的知识。先辨认认识错误的类别，再进行处理。
五、共同犯罪与犯罪形态
（一）犯罪形态的从属性
犯罪形态上，教唆犯、帮助犯的犯罪形态取决于实行犯。
（二）共犯关系的脱离
条件：脱离共犯关系，即消除违法的连带性，具体而言，消除自己对另一人所产生的物理性、心理性的贡献。
我国刑法根据作用分类标准将共犯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此外，我国刑法也规定了教唆犯。
两种共犯分类的关系：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是分工分类；主犯、从犯、胁从犯是作用分类。二者没有必然对应关系。
依照我国《刑法》第25条第1款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共同犯罪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故意犯罪，构成共同犯罪除了必须具备故意犯罪的一般条件外，还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共同犯罪的主体要件是必须二人以上
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两个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这里所说的人，既指自然人，还包括单位。
(1)共同犯罪的犯罪主体的数量要求是必须二人以上。可以是两个以上的自然人，也可以是两个以上的单位，还可以是自然人和单位共同实施犯罪。
(2)共同犯罪的犯罪主体的资格要求必须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如果犯罪主体是自然人，则必须都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2、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是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所谓共同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彼此的意思沟通联络，认识到其共同的犯罪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并遂行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摘要：共犯关系脱离是共同犯罪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但我国刑法理论对此缺乏充分的研究。为了合理地处理实践中出现的共犯关系脱离行为，需要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构成要件和罚则进行合理的界定。
关键词：共同犯罪；脱逸；成立要件
所谓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意，并终止与其他犯罪人的共犯关系，从而对脱离后其他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共犯关系脱离所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需具备什么条件脱离者才对其他共犯者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对此，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理论界也鲜有人论及。笔者拟对此问题及相关内容加以浅析，以期裨益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
一、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成立条件
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有的学者认为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本人放弃共同犯罪的故意；二是本人中止自己的行为；三是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或防止结果的发生作出了努力；四是在某些场合让其他行为人知道自己脱离共犯关系。笔者认为，根据以上要件，在某种情况下，无疑会扩大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外延，而在有的情况下，则又不适当地缩小了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范围。具体说来，首先，论者并没有限制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成立阶段。根据论者提出的四要件，在犯罪发展的任一阶段，都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但是，笔者则认为，在直接实行者着手实行犯罪后，即使一部分共犯人自动放弃犯意，并有脱离共犯关系行为的，也不能解除他们的共犯关系。其次，第三要件即“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或防止结果的发生作出了努力”是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充分而非必要要件。因为脱离共同犯罪关系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在有的共同犯罪如平等型的共犯关系中，只要有消极的脱离行为即可，而无须实施积极的脱离行为。
以上两种情况其实是共同犯罪中止的成立问题。在此需将共同犯罪关系脱离与共同犯罪中止区分开来。前者是指共犯人脱离了共犯关系，因而对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后者则是指共犯人并没有脱离共犯关系，对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仍然承担共犯责任，只是应从轻处理。可见，在理论上，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当然，共犯关系的脱离与共犯的中止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两者都发生在犯罪过程中，都是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意；在表现形式上，一些犯罪中止行为就是一种脱离共犯关系的行为。因此共犯关系的脱离必然有着共同犯罪中止的某些特征，但是它毕竟有着自己的特定构成要素，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应具备以下条件：
1、发生在直接实行者着手实施犯罪以前。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犯罪阶段要求。
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的成立阶段，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发生在共同犯罪人着手实行犯罪前、直接实行者实行犯罪后以及既遂后的继续犯场合等三个阶段。笔者认为，这是从形式意义上来理解共犯关系脱离的。就脱离者而言，在犯罪的发展过程中甚至犯罪既遂后的继续犯场合，他都可以有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但是这种脱离行为是否能解除共犯关系尚需要实质地进行判断，即共犯关系的脱离并不是以脱离者单方面的意志为转移的，需要结合共同犯罪关系的实质来认定。一般说来，只要直接实行者已着手实施犯罪，共犯关系就不能解除。因为，根据刑法理论，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已形成共犯关系。如同犯罪既遂后的恢复原状不能改变行为的犯罪性一样，成立共犯关系后就不可能再解除。具体说来，在复杂的共同犯罪中，根据占统治地位的共犯从属性说，教唆犯和帮助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取决于正犯是否已着手实行犯罪。只要正犯已着手实行犯罪，三者就形成了共犯关系。而就共同正犯而言，由于各犯罪人基于意思联络而成为同心一体，因此只要一部分正犯已着手实行犯罪，即使其他正犯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也不影响共同正犯的成立，即一部分正犯的行为就是共同正犯的行为。这也正是对共同正犯实行“一部行为负全部责任”的理论基础。因此，成立共犯同犯罪关系的脱离必须发生在着手以前。当然在着手后，共犯仍有脱离行为，但这是涉及到是否成立中止犯的问题。
2、脱离者必须自动放弃犯意。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主观要求。
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也有论者认为，只要在着手前切断因果关系，即使不是基于任意性，也不影响。笔者认为，既然脱离者在处理上不承担共犯关系责任，那么就应对其成立要件做出严格的限制，即脱离者应自动放弃犯意。但关于自动性，德、日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多种观点：主观说认为，由于认识外部的障碍而停止的场合以外，是自动放弃犯意。限定主观说主张只有放弃犯意即后悔而中止的场合，是自动放弃犯意。客观说主张按照社会一般的观念，以客观的判断为标准认定障碍的性质。折衷说主张在一般经验上对意思给予强制影响的情况为动机以外的场合是自动放弃犯意。通说认为折衷说比较妥当。我国理论界关于自动性的观点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是指在行为人能够将犯罪进行到底的情况下，基于本人的意志而停止犯罪行为。这表明只要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自己能够完成犯罪，即使客观上难以完成犯罪，也不影响自动性的成立。
3、行为人必须有脱离共犯关系的行为。
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实质性要件。何谓脱离行为?笔者认为，应以是否切断脱离者已经实施的加功行为与此后其他共犯者的行为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原则。只有切断了与此后其他共犯者的行为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脱离者才不负共犯刑事责任。基于这一原则，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将脱离行为分为消极的脱离行为与积极的脱离行为。前者是指脱离者将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对方，或者单纯地撤回自己的加功如帮助者将其提供的工具索回，就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这种脱离行为一般是针对平等型的共同犯罪人即共同犯罪人之间不存在领导、制约关系。如普通的共同正犯，或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动、消极地位的帮助犯、胁从犯以及犯罪集团中的一般参加者等。由于这些犯罪人对犯罪的实施并不起主导、支配地位，因此只要消极地将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对方或者单纯地撤回自己的加功，一般就可以消除自己的加功行为对正犯的影响。内心的脱离或单方面的脱离是不能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因为二人以上基于实行一定犯罪目的而成为同心一体。如果某一共同犯罪人有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但是却并没有传达给其他共犯人，那么对于其他共犯人来说，这种同心一体的联系仍然存在。当他实行犯罪时，与脱离者也依旧存在着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因果联络。因此只有将脱离共犯的意思传达给其他共犯人，这种同心一体才能解体。对于传达脱离的方式，通常是以明示的方式做出的，如明确告诉对方自己决定从犯罪活动中退出来，并中止了犯罪行为。对于以默示的方式表达脱离犯罪活动的意思，如从犯罪现场离去、帮助者没有按约定提供工具或出现在现场，如果同时符合其他条件，也不失为一种脱离行为。日本的一些判例就肯定了这一方式。例如共谋强盗并实施了预备行为后，其中一人悔悟，从犯罪现场离去。对于这一案例，福冈高级法院昭和28年1月12日判决认为：虽然行为人既没有阻止其他共谋者的犯罪行为，也没有明确表示脱离的意思，但是当剩余的共犯者不仅认识到了脱离者的脱离事实，而且认识到只能由自己来完成共谋的犯罪事实时，可以说共谋者接受脱离者默示的意思。因此脱离者只对当初共谋的强盗预备负刑事责任，而不承担强盗共同正犯的刑事责任。
所谓积极的脱离行为就是指脱离者采取措施阻止他人犯罪或为此做出了真挚努力的。这种脱离行为是针对支配型的共同犯罪人而言的，即在共同犯罪中起着领导、指挥、主动等地位或作用的共同犯罪人，如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教唆犯等。由于这类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支配作用，因此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犯罪人，只要单纯地将自己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其他共犯人就可以脱离共犯关系，他们还必须采取积极的作为将自己给予犯罪实行的效果予以消除才能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从国外的立法规定及司法实践来看，将下列行为认定为积极的脱离行为：
(1)使其他共犯者确定地放弃犯意。如日本1976年松江地方法院的判决“当脱离者作为共谋者团体的头目可以强制支配其他共谋者的地位时，倘若脱离者没有恢复到不存在共谋关系的状态，就不能说解除了共谋关系。确定地放弃犯意是否要求其他共犯者必须真正放弃犯意。”笔者认为只要其他共犯者答应放弃犯意即可。至于是否真正地放弃犯意并不影响行为人脱离共犯关系。因为脱离者已将自己给予犯罪实行的效果予以消除。
(2)向国家有关机关告发、举报的，如俄罗斯刑法第205条规定，参与准备实施恐怖行为的人员，如果及时提前报告权力机关或采取其他措施预防恐怖行为的发生，如果其行为没有别的犯罪构成则免除刑事责任。这种行为既可以作为第一种行为失败后实施的一种补救行为，也可以单独实施。
(3)其他阻止犯罪实行的行为，如向被害人通报等。
二、脱离共同犯罪关系者的处罚
对于脱离后其他犯罪者实施的犯罪行为，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脱离者不承担共犯责任，这与共犯处罚的根据密切相关。关于共犯处罚的根据，理论上有责任共犯说、行为价值惹起说、惹起说等不同观点。虽然观点聚讼，但在对待脱离者的刑事责任上，则无论根据哪一种理论，都可以得出脱离者不对他的犯罪行为负共犯责任的结论。如惹起说认为共犯之所以处罚是因为与共犯者共同惹起犯罪结果。根据这一理论，在共犯关系脱离的情况下，脱离者不仅与其他共犯者解除了意思联络，而且给予他人实行犯罪的效果予以消除。因此与正犯惹起的犯罪结果就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也不对其承担共犯责任。
对于脱离者脱离前的行为，从司法实践与有关国家的刑法规定来看，一般也是免予处罚的。这有理论上的依据和刑事政策上的考虑。从理论上来说，脱离者的行为是着手前的预备或阴谋行为，对法益的侵害并无实质的危险，同时脱离者又系自动放弃犯意，主观恶性较小。根据犯罪构成理论的要求，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对于构成犯罪的，也应当从轻处罚。从刑事政策上来说，这样处理无疑是给犯罪者“架设后退的金桥”(李斯特语)，对于鼓励犯人改过自新，瓦解、分化和打击犯罪组织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并不是说脱离者可以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笔者认为，结合具体案情，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给予适当的处罚：
(1)预备行为构成犯罪的。如甲、乙为了抢劫成功，事先各自购买了枪支。但在实施抢劫前，甲因惧怕而放弃犯意，并没有参加抢劫。甲的行为构成菲法买卖枪支罪。
(2)共谋实行重大的犯罪活动，并进行了预备活动。如共谋抢劫国家金融机关、爆炸国家重要设施、部门等。是否属于“重大”的犯罪，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使用的犯罪方法等。
(3)为阻止他人实行犯罪做出了诚挚的努力，但并没有真正阻止他人实行犯罪者。如被教唆者虽然答应放弃犯意，但是仍然实施了教唆的犯罪的。须注意的是，即使是应追究以上行为的刑事责任，也应从轻处理。即将共犯者的脱离作为从轻处理的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三、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立法评价
从世界各国刑法规定来看，多数国家对共犯关系的脱离没有作明文规定，只是司法实践中的解释问题，如日本。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对共犯关系脱离的条件及责任作了规定。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立法方式：
一是规定在总则中，如美国模范刑法典。该法第206条第6项第C款规定，在实行犯罪之前，终止共犯关系且将共犯关系给予实行犯罪之效果完全予以消灭或给予执法机关适时警告或以其他方式阻止其罪之实行作适当的努力，不能作为他人所实行之罪之共犯。第503条第6、7项规定，行为者共谋实行实质犯罪后，在能确认其在完全而自动放弃犯罪目的的状况下，阻止共谋目的之达成，即为积极抗辩。共谋者之一，纵有废弃其合意，如未将合意之废弃告知共谋之对方，或向法律执行机关申告共谋之存在以及自己为共谋之一员时，对该人之关系上，不得认为共谋已终结。二是规定在分则，这是针对特定的共同犯罪制定的。如法国1994年刑法典第422条规定，恐怖活动之正犯或共犯，如其告知行政当局或司法当局，从而得以制止犯罪行为，或者得以避免犯罪造成人员残废或永久性残疾，且在相应场合，得以侦破其他犯罪的，其所受自由刑减半。三是总、分则结合式。即既在总则中作出一般性规定，同时又对分则中的特殊的共同犯罪专门作出规定。这种立法体例为多数国家刑法所采纳。如1976年的西德刑法典第31条规定：犯罪之不发生，非由于中止者之所致，或犯罪之发生，与中止以前加功行为无关者，如中止者确曾因己意而尽力谋犯罪之防止，亦足免罚。同时分则第129条对脱离犯罪集团作了规定，如自动将其所知犯罪行为之计划，于尚可阻止其实施之适当时机内报告官署者，法院得依其判断减轻或免除。此外，1997年的俄罗斯刑法典也采纳了这一立法体例。综观各国关于分则的规定，可以发现有以下特点：
(1)其适用对象是有组织的共同犯罪，特别是恐怖活动组织犯罪；
（2）客观上必须是积极的脱离行为；
（3）在处罚上，从宽有两个层次：
一是从犯罪组织中退出来则给予从轻处罚，二是如果他们对侦查予以积极帮助的则对其免除处罚。在分则中针对特定的共同犯罪另作专门规定是伴随着有组织犯罪的猖獗而采取的一项策略。实践证明，奖赏脱离者或称“悔过者”的刑事政策在侦查期间打击最为恐怖的有组织犯罪形式是极为有用的。“悔过者”或更确切地说司法机关的合作者，在与通常的有组织犯罪特别是黑手党犯罪的斗争中无疑是有意义的。
我国的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没有对共犯关系的脱离作出明文规定。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这种情形可以按预备犯的中止犯处罚。这样看来，提出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似乎意义并不大。因为与国外的刑法规定不同，在我国对于预备犯原则上是可罚的，而且中止犯不仅可以发生在实行阶段，在预备阶段也能成立。所以，外国刑法中的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的情形，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其实是共犯中止犯的问题。但是，从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出发，笔者认为，在理论上还是有必要将共犯关系脱离作为共犯论体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予以研究。因为共犯关系脱离之所以不适合我国主要在于我国刑法对预备犯的规定过于宽泛。首先，我国刑法原则上处罚一切预备犯；其次，我国刑法并未限定预备犯的成立范围，不仅包括自己预备，也包括他人预备。这样共犯就有成立预备犯并受到处罚的可能。然而，在目前各国刑事立法中，多数国家是将预备犯的处罚严格限制在少数严重的犯罪中，即预备犯原则上不处罚，如法国、日本、韩国、德国。同时在理论上，多数学者也主张预备犯只能以自身的行为为前提，他人预备行为不能包括在预备行为中。可见，我国刑法对预备犯的处罚是相当严厉的，“这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也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不一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应改进我国关于预备犯的立法，即只处罚少数严重的犯罪的预备行为。笔者赞同这一见解。若从这一立场出发，则提出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就具有了刑事立法上的根据。不仅如此，提出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更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举一不恰当的比喻来说，共犯关系犹如民法上的合伙，有其成立、变更、撤销的情形。因此，在共犯的本体论中，应包括共犯关系成立即共同犯罪的成立、共犯关系的变更如实行过限、共犯关系脱离等内容。因此，将共犯关系脱离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予以研究，可以推动我国共同犯罪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最后，从性质上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小于共同犯罪中止，是一种应当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因此，将共犯关系脱离在立法上予以明文化，不但可以增强司法操作性，而且能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同时也使刑法关于共犯的规定更趋完善。
那么，在上述三种立法体例中，哪一种立法体例比较适当?仅在总则中做出一般性的规定，固然具有其长处，但是由于没有区别对待不同的共同犯罪形式，必将不利于打击、分化和瓦解有组织犯罪，毕竟有组织犯罪的惩治是当前刑事司法工作的重点；分则性规定虽然突出了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但是对于一般共同犯罪缺乏规定。比较起来，总、分则结合式就比较可取。它可以克服两者的缺陷，同时又取两者之长。这种立法体已为新近制定或修订的刑法采纳。具体言之，一方面在总则中规定着手前脱离共犯关系的，免予或减轻处罚；另一方面，对于分则中第一百二十条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犯罪、第二百九十四条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规定特殊脱离行为，即实施恐怖活动犯罪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者，在逮捕或追诉之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处罚：
(1)解散或决定解散犯罪组织的；
（2）不是发起者或首要分子，并且退出该组织的；
（3）以任何方式阻止犯罪集团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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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共同犯罪，需要从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入手，具体分析一下。第一、客观条件：
1、各共同犯罪人所实施的行为都必须是犯罪行为，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即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的目标，彼此联系、互相配合，结成一个有机的犯罪行为整体。
2、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由一个共同的犯罪目标将他们的单个行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犯罪活动整体。
3、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与发生的犯罪结果有因果关系。第二、主观条件：有共同犯罪的认识因素。
1、各个共同犯罪人不仅认识到自己在实施某种犯罪，而且还认识到有其他共同犯罪人与自己一道在共同实施该种犯罪；
2、各个共同犯罪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共同犯罪行为结合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六条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一、 共同犯罪 什么条件下成立 (一)必须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达到法定 刑事责任年龄 、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两个未达到法定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共同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则不构成共同犯罪。数人共同实施犯罪，但如果其中只有一人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也不能构成共同犯罪。 (二)共同犯罪人主观上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这里有两层意思：
一是共同犯罪人不仅认识到自己在故意的参加实施共同犯罪，而且还认识到有其他共同犯罪人和他一起参加实施犯罪。二是共同犯罪人对犯罪结果的发生，都抱着希望或者放任的故意态度。共同的犯罪故意使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彼此联系，相互默契，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犯罪行为，共同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三)共同犯罪人在客观上必须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各共同犯罪人在实施共同犯罪时，尽管所处的地位、具体的分工、参加的程度、甚至参与的时间等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犯罪目的，指向相同的目标，从而紧密相联，有机配合，各自的犯罪行为都是整个犯罪活动的组成部分。在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共同犯罪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都与发生的犯罪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四)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客体。即共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必须指向同一犯罪客体，这是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的必然要求。 二、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是什么 共同犯罪成立的主体条件是两人以上。这里要注意准确对“人”的理解，这里的“人”是指符合 刑法 规定的作为犯罪主体条件的人，不仅包括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单位等法律拟制的人。具体而言，即包括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所构成的共同犯罪，也包括两个以上的单位所构成的共同犯罪，还包括单位与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所构成的共同犯罪(后两种情况可称之为单位共同犯罪，对其处理既要根据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也要考虑关于 单位犯罪 的规定)。 三、不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形有哪些 关于不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形有很多种，我们主要从主体和主观状态的方面进行了解。 (一)、主体不符合要求 共同犯罪的主体要求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就排除了患有精神病的人、部分未成年人。 在未成年人方面： 1、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不构成犯罪，也不能构成共同犯罪 2、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有在实施8种严重暴力犯罪时，才构成犯罪，也才能构成共同犯罪 3、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与其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可以构成共同犯罪。 (二)、缺乏共同犯罪故意 各共同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即通过意思联络，明知自己与他人的共同行为会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严重后果仍希望或放任发生的故意心态。 1. 间接正犯 二人实施了共同危害行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但是主观方面不同，即一个是故意犯罪，一个是 过失犯罪 ，故二人不构成共犯。这种情况下，应根据各自的行为定罪。 例如：医生张某为杀害自己的仇人病人小赵而故意在其注射的药水上加大剂量，护士林某没检查就给小赵注射，导致小赵死亡。在这案例中张某利用林某的不知情而杀害小赵，属于间接正犯，成立 故意杀人罪 ，林某则成立 医疗事故罪 ，二者不成立共犯。 2. 同时犯 不是根据“一人行为在没有意思联络的前提下，二人不约而同的在同一地点对同一个人实施了同一性质的行为。对此由于没有共同故意不构成共犯，应单独定罪。例如：处于树林不同位置的何东某和曾某力都对仇人林某海起了杀心，于是同时对树林中的林某海射击，何东某射中了心脏，曾某力射中了大腿。何东某成立故意杀人罪既遂，那么是全部责任”的原则，曾某力也应成立故意杀人罪既遂呢?答案是否定的，何东某和曾某力没有事前的意思联络即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不成立共犯，因此曾某力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未遂。 3. 实行过限 实行过限，即超出共同故意范围之外的犯罪行为。二人实施了共同危害行为后，其中一人还实施了另一人不知的危害行为，此时该人除在共同故意方面承担共同责任后，仍须对超过共同故意的行为自担责任。龙某和苏某共同到一个屋子里 盗窃 ，龙某负责窃取，苏某负责看风，期间龙某发现一名女子并强奸，则该强奸行为不是共同犯罪，属于实行过限行为。 4. 事前无通谋的事后帮助 事前无通谋的事后帮助行为主要是指事后窝藏、包庇、窝赃、销赃等行为，对此，不构成共同犯罪。 要成立共同犯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必须要同时满足了上述四个要件，否则的话也不能按照共同犯罪来对待处理。当然，在共同犯罪中并不必然就会存在 从犯 、胁从犯、教唆犯。那种共犯人都是 主犯 的情况也还是有的，实际各个行为人的身份不同，那么之后作出的量刑处罚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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