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服刑期间还有漏罪的处理是：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条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罪犯服刑期间还有漏罪，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执行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刑法》第七十条
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了判决的时候所没有发现的罪行，由执行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分析，此处的执行机关应包括监狱和公安机关，如果罪犯是在监狱内犯新罪的，其罪行理应由监狱负责侦查，如果是公安机关在侦查其他案件过程中发现漏罪的，则应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但问题的关键是，由上述执行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后如何处理，却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疏漏，给司法实践造成了一定困惑，有待于规范和完善。其一是由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然后再审查起诉。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提请批准逮捕。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有考核指标的压力，公安机关的部分干警认为在查实有犯罪事实存在，并且有初步证据证实该犯罪事实是被认定的犯罪嫌疑人所为时，就可以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所以，对发现罪犯在服刑期间有漏罪或新罪的情形下，有的公安机关将此类案件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构成三要件的规定，此类罪犯已经被羁押在看管场所之内，已无社会危害性可言，即使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仍只能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其二是侦查完毕后移送检察机关直接审查起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侦查由监狱进行侦查，监狱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即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应当由监狱进行侦查，侦查终结后，由监狱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件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如果罪犯在监狱之外服刑的，应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并在侦查终结后，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件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对于漏罪和新罪，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和刑法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比较以上两种处理方式，对于已经在监狱服刑的罪犯被公安机关发现漏罪时，笔者赞同侦查完毕直接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观点。首先，按照刑事司法实践术语的通解，批准逮捕对应的行为术语是提请，审查起诉对应的行为术语是移送，刑诉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中“由执行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中的“处理”应理解为“审查起诉”较为合理。其次，公安机关笼统将上述案件提请批准逮捕缺乏法律依据，如果罪犯已经被依法羁押，也不存在妨碍或有害侦查顺利进行的情形，那提请批准逮捕的正当性如何体现？再次，将此类案件侦查终结后直接移送审查起诉，不仅能减少检察机关审查批捕案件的工作量，从而节约司法资源并能有效提高司法效率，同时还能遏制公安机关以保障侦查进行为由将罪犯由服刑场所提押到临时羁押场所，有利于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建议，应从法律上明确罪犯服刑期间发现漏罪或新罪的处理方式，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了判决的时候所没有发现的罪行，如果未被羁押，执行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形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如果已经被羁押，则由执行机关直接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作者单位：重庆市检察院第三分院）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了判决的时候所没有发现的罪行，由执行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法律顾问应用。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分析，此处的执行机关应包括监狱和公安机关，如果罪犯是在监狱内犯新罪的，其罪行理应由监狱负责侦查，如果是公安机关在侦查其他案件过程中发现漏罪的，则应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其一是由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然后再审查起诉。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提请批准逮捕。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有考核指标的压力，公安机关的部分干警认为在查实有犯罪事实存在，并且有初步证据证实该犯罪事实是被认定的犯罪嫌疑人所为时，就可以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所以，对发现罪犯在服刑期间有漏罪或新罪的情形下，有的公安机关将此类案件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构成三要件的规定，此类罪犯已经被羁押在看管场所之内，已无社会危害性可言，即使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仍只能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罪犯服刑期间还有漏罪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执行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刑法》第七十条
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1、漏罪应当先并后减；
2、新罪应当先减后并。
3、既有漏罪又有新罪的，应当先将漏罪进行先并后减得出刑期，再将新罪刑期与前罪还未执行的刑期相合并进行处理。
《刑法》第七十条 【漏罪，先并后减】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刑法》第七十一条 【新罪，先减后并】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应当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1.发现正在服刑的罪犯在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犯罪没有受到审判的，由原审人民法院管辖。
2.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之后，因其遵守监规，接受教育和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依照刑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3.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假释，依照刑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发现正在服刑的罪犯在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犯罪没有受到审判的，由原审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罪犯服刑地或者新发现罪的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服刑地或者新发现罪的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我国《刑法》第77条第一款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漏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由该规定可以得出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应撤销缓刑：
（1）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的，不论是否在考验期内被发现；
（2）在缓刑考验期内发现漏罪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该规定对于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发现漏罪的能否撤销缓刑的问题，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然而，这样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多次出现，对于该问题如何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就不应当撤销原判宣告的缓刑，原判刑罚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就不再执行，而只对其漏罪作出判决并执行之。
第二种意见认为：刑法对该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只是立法上的一个疏漏，对这样的犯罪分子适用缓刑是有悖于我国刑法设立缓刑制度立法精神的，因此应当撤销其缓刑。如果所发现的漏罪没有超过追诉期，就对其漏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进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如果所发现的漏罪已超过追诉期，在撤销缓刑后，只执行原判刑罚。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根据刑法第72条、第74条的规定，适用缓刑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罪分子被判处的刑罚必须是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适用缓刑的宣告刑标准；
（2）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这是适用缓刑最根本的条件；
（3）犯罪分子不是累犯。
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而对于那些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发现有漏罪的犯罪分子来说，对其适用缓刑是有悖于上述立法精神的：
1、对罪犯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之一是
“确有悔改表现”，其不仅要求罪犯在服刑期间具有外在的悔改表现，即对自己的罪行有所悔悟，认真遵守监规，积极接受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更要求罪犯在思想深处具有内在的、实质性的悔改表现，即深挖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思想根源，彻底交代所有罪行，不隐瞒漏罪。所以，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隐瞒漏罪的，即使该漏罪是罪犯在缓刑考验期满后才被发现的，也应认为其不符合确有悔改表现，不具备缓刑条件，应当撤销缓刑。
2、由于犯罪分子故意隐瞒了漏罪，这就使得本来应当对其数罪并罚的，实际却只进行了单罚。而如果数罪并罚时就有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从而不满足适用缓刑的宣告刑标准。
3、如果犯罪分子曾因故意犯甲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且已执行完毕，而其隐瞒了的漏罪是属于故意犯罪且依法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且该漏罪恰又发生在甲罪执行完毕后的5年以内，这样就会由于犯罪分子是累犯而不满足适用缓刑的第三个条件。
综上所述，对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发现漏罪的犯罪分子应当撤销缓刑。
我国《刑法》第77条第一款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漏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由该规定可以得出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应撤销缓刑：
（1）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的，不论是否在考验期内被发现；
（2）在缓刑考验期内发现漏罪的。第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就不应当撤销原判宣告的缓刑，原判刑罚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就不再执行，而只对其漏罪作出判决并执行之。第二种意见认为：刑法对该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只是立法上的一个疏漏，对这样的犯罪分子适用缓刑是有悖于我国刑法设立缓刑制度立法精神的，因此应当撤销其缓刑。如果所发现的漏罪没有超过追诉期，就对其漏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进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如果所发现的漏罪已超过追诉期，在撤销缓刑后，只执行原判刑罚。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根据刑法第72条、第74条的规定，适用缓刑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罪分子被判处的刑罚必须是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适用缓刑的宣告刑标准；
（2）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这是适用缓刑最根本的条件；
（3）犯罪分子不是累犯。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而对于那些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发现有漏罪的犯罪分子来说，对其适用缓刑是有悖于上述立法精神的：
1、对罪犯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之一是 “确有悔改表现”，其不仅要求罪犯在服刑期间具有外在的悔改表现，即对自己的罪行有所悔悟，认真遵守监规，积极接受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更要求罪犯在思想深处具有内在的、实质性的悔改表现，即深挖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思想根源，彻底交代所有罪行，不隐瞒漏罪。所以，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隐瞒漏罪的，即使该漏罪是罪犯在缓刑考验期满后才被发现的，也应认为其不符合确有悔改表现，不具备缓刑条件，应当撤销缓刑。
2、由于犯罪分子故意隐瞒了漏罪，这就使得本来应当对其数罪并罚的，实际却只进行了单罚。而如果数罪并罚时就有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从而不满足适用缓刑的宣告刑标准。
3、如果犯罪分子曾因故意犯甲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且已执行完毕，而其隐瞒了的漏罪是属于故意犯罪且依法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且该漏罪恰又发生在甲罪执行完毕后的5年以内，这样就会由于犯罪分子是累犯而不满足适用缓刑的第三个条件。综上所述，对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发现漏罪的犯罪分子应当撤销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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