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和解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但如果其中一些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参与，如被告人被羁押、或者被害人死亡，或是当事人是限定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则存在代为和解的情形。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497条和第498条规定：被害人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与被告人和解。近亲属有多人的，达成和解协议，应当经处于同一继承顺序的所有近亲属同意。被害人是无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和解。被告人的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代为和解。被告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和解。经和解达成的事项应由被告人履行。
(一)被告人与被害人方面存在阻碍刑事和解达成因素
被告人方面阻碍刑事和解的主要因素在于经济赔偿能力问题。大多财产类犯罪案件的被告人自身经济状况较差，不少被告人根本无力赔偿，因此宁愿选择接受刑罚；此外还有部分被告人未能真诚悔过，或属于累犯，不具备适用刑事和解的条件，因此即便有赔偿能力也不适用该程序。被害人方面，不少被害人报复观念强烈，认为只有从严判处被告人刑罚才能平复怨愤、实现公正，因此拒绝和解；还有些被害人漫天要价，被告人难以接受无法达成和解时，被害人便不认可、不谅解被告人的悔罪表示，从而影响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
(二)赔偿数额的合理性方面存在问题
在宽恕他人罪行还未成为民众普遍接受的观念前，刑事和解的达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司法实践表明，刑事和解赔偿协议的合理性方面存在隐忧。在5起同样造成轻伤结果的故意伤害案件中，被告人赔偿的数额从3500元到4.2万元不等，上下限间的差距达12倍。
(三)被告人悔罪与被害人谅解易形式化
法院适用刑事和解的前提之一是被告人“真诚悔罪”，但对悔罪本身难以进行标准化审查。如果当事人真实内心难以探寻，悔罪与谅解仅凭法官主观感知与内心确信，形式上皆以“双方同意和解、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为通常表现模式，这样不免让人产生和解形式化之惑。
(四)不等同于“花钱买刑”
一些案件尤其是被告人和被害人财富、身份悬殊的案件被曝光后，网民要求重罚被告人的呼声非常之高，此时如果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民众就容易质疑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指责权势者能凭借财富与地位为所欲为，甚至怀疑司法黑幕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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