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晚，网友在云南本地论坛发帖举报称，云南省陆良县大莫古镇镇长通过微信搜索附近的人，主动加网友的妻子。期间多次要求见面并要求带网友的妻子开车出去兜风、开房。
根据网友上传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该男子自称在农业局上班，“是一个很优秀的人”，车子是金色途观。在知晓对方有丈夫的情况下，仍想见对方，是因为“异性相吸”“有感觉”。
在司法实践中，女职工因职场性骚扰而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如果女职工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工作场所确实受到了经常性的性骚扰，则法院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认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劳动条件，从而支持女职工关于经济补偿的诉讼请求。考虑到职场性骚扰的证据较难取得，且大多数为间接证据，因此，在证明性骚扰成立的证据上司法机构会从宽认定。比如，偷录偷拍得到的证据，只要没有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应认定其证据效力。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性骚扰，将职场性骚扰问题纳入了法律规制的范畴。2012年4月18日颁行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也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劳动场所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将职场性骚扰问题进一步纳入企业管理责任。这些法律规定对反“职场性骚扰”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但不难发现，仍有缺陷：
一是没有界定“性骚扰”的概念；二是没有确定归责原则；三是没有设定具体的救济程序。
尽管“性骚扰”已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性骚扰”受害者仅能通过健康权、名誉权受损为由向加害人主张民事侵权责任，很难追究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而且因为举证困难，相关诉讼成功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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