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一是要查被告人的口供；二是通过客观行为来分析，如动用公款的手段、对帐目的处理、公款的用途，是否有归还能力，是不想还，还是不能还？如采用支取公款不记帐，销毁支票存根和银行对帐单的手段将自已经管的巨额公款支出使用，虽然部分公款被挥霍，但没有采取平帐或销毁帐目等其他手段改变公款的所有权，此后还陆续归还少部分，这就表明被告人无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应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不是贪污罪。
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中，国家工作人员隐匿国有财产实施贪污，需要中介组织人员在评估过程中作虚假验资、评估、提供虚假的资产评估报告等证明文件。那么，中介组织人员是否因而成为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的贪污罪的共犯呢？我们认为，从刑法总则第二十五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看，似乎应当作出肯定的回答。但是，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看，则应当作出否定的回答。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是指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行为。在笔者看来，刑法总则的规定在总体上对刑法分则的适用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当刑法分则有特别规定时，特别规定应视为总则指导的例外，不能借口总则的相关规定而排斥特别规定的适用。
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原本就是相关犯罪的帮助犯，比如行为人将虚假证明文件提供给他人虚报注册资本，原本是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帮助犯;将虚假证明文件提供给他人用以欺诈发行股票、债券，原本是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的帮助犯;将虚假证明文件提供给他人为隐匿国有资产服务，原本是贪污罪或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帮助犯，但是，刑法既然已经将中介组织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行为独立为罪，那么对于这种行为就不能再以相关犯罪的帮助犯定罪处罚了，否则，特别规定就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帮助作虚假验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中介组织人员，应当直接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定罪处罚，而不能视为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的帮助犯而成为其贪污罪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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