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院即养老院，专门收容老幼残疾而无依靠之人。北宋嘉祐（1056～1063）之前，即于京师设立东西福田院，嘉祐八年复增设南北福田院，以安顿一般老幼贫疾之人。据旧唐书及唐会要之记载，于宋代之前，唐代即有‘悲田院’之设立，亦为收容贫困者之用，宋代沿袭其例，然改为福田院。
福田院即养老院，专门收容老幼残疾而无依靠之人。北宋嘉祐（1056～1063）之前，即于京师设立东西福田院，嘉祐八年复增设南北福田院，以安顿一般老幼贫疾之人。据旧唐书及唐会要之记载，于宋代之前，唐代即有‘悲田院’之设立，亦为收容贫困者之用，宋代沿袭其例，然改为福田院。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养老，不仅仅限于对老年人的优待与官吏退休后的致仕，历代王朝还创建了许多养老救济机构，以国家的力量对那些孤寡无依的老年人给予帮助。这样的措施，既是国家救济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孔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仁政思想的具体实现。(《礼记·礼运》篇)
时至周代，也注意到对老病残疾鳏寡孤独的照顾。《管子·入国篇》载的慈幼、恤孤、养老和问疾等事，显然包括了养老保健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南北朝时期。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年)．令将司州、洛阳两地贫病老者别坊居住，备有药物，给以衣食。南朝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年)正月，梁武帝萧衍下诏宣布：“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梁书·武帝本纪》)梁武帝创设的“孤独园”，既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也收养无人赡养的老年人，并且负责为收养的老年人料理后事。这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官方创设的正式救济赡养机构。这样的机构出现于南朝梁朝，与萧衍是一个既笃信道教佛教也提倡儒学的皇帝有很大关系。他在江南制礼作乐，连北朝的东魏权臣高欢也说：“江东有萧衍老翁，专讲究文章礼乐，中原士大夫南望羡慕，认为正统所在。”对于老年人的专门救济收养机构，自得到梁武帝的提倡创立，就成为后世仿效的榜样。
唐代，已开始在京城长安洛阳二京设立悲田院，作为国家对贫苦无依老年人的救济机构。这种救济机构始创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起初称为“病坊”，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年乞丐，以后改名为悲田养病坊。 (马鉴《续事始·病坊》)之所以为救济机构取这样的名字，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佛家认为，供养父母为恩田，供佛为敬田，施贫为悲田。悲田院所需开支，由国家拨付，由僧人负责主持。唐末武宗时，僧尼敛财实行寺庙经济，因此武宗下诏灭佛，勒令天下僧尼还俗，武宗还专门颁布诏令，规定长安洛阳两京的悲田院，由国家拨给相当的没收的寺院田产作为赈济开支来源，地方各州府则分别拨给本地悲田院七顷到十顷田地，以供开支，并由各地长官选派年高德劭的老年人一名负责日常事务。(《旧唐书·武宗纪》)因此，悲田院成为国家救济机构的代称。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有一次曾对他的弟子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苏东坡能够平等对待悲田院中的贫苦老年人，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宋代继承了前代设立国家救济机构的作法，在京城开封设立城东和城西两个福田院，负责收养鳏寡孤独的老年人与孤儿，以及城中衣食无着的饥民。“福田”的含义也来源于佛经，意思是积善行可得福报，好像播种田地，秋获其实。但由于需救济贫苦老年人的数量很多，嘉佑八年(1063年)，宋英宗增置城南、城北两个福田院，与以前设立的共为四院，成为专门的国家救济机构。每当严冬来临、朔风吹号、寒雪纷飞之时，也正是福田院最为忙碌的日子。京城开封府的主管官吏，就要到大街小巷巡行，把无依无靠或流浪街头的老年人、失去双亲的儿童以及乞食街头的饥民，都一起收容到福田院中住宿。福田院收养的人数，平时有定额的限制，但在冬天则可以额外收养。每天由福田院负责官吏把收养人数上报中书省，由国家左藏库按规定拨给相应的钱米。直到春回大地、天气转暖，老年人们可以自由行动时，才停止额外的收容的钱米供给。(《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
宋徽宗时期，是北宋的老年人救济收养机构发展最为完善的时代，救济机构的规模扩大，崇宁元年(1102年)秋天，宋徽宗下令在京城开封设立居养院，以收养鳏寡孤独老年人。(《宋史·徽宗纪》)以户绝无人继承而没官的财产充当经费。崇宁四年(1105年)徽宗又再次下诏敦促各地州府也建立类似的养老机构。诏书说：“国家实行仁政的首要大事之一，是对天下鳏寡孤独和贫而无靠的人给予救济和收养。京师虽然设立了福田院，但收养人数不多，每逢严冬盛暑，仍有许多无家可归和患病的老年人流离失所，他们都是令人同情和怜悯的。规定开封府和各地州府，都设置居养院，以专门收养鳏寡孤独的老年人。一年以后，由于当时京西北路提举司的请求，各地福田院也都改名为居养院。(《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这样，全国的老年人救济和收养机构统一起来，任务也更为明确。居养院收养的标准，在宋神宗时规定，以六十岁以上老年人为限。但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又重新下诏，把收养的老年人年龄降低到五十岁以上，条件更为宽大。(《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
宋徽宗以后，居养院在全国各地纷纷设立，甚至普及到县城。像江西的吉州共有8县，7个县都已有居养院，惟独吉水县尚未创办，县丞黄闲引以为耻。于是请求县令及常平使者批准，在城南选择官屋十间，每年拨米五十斛，建立“安乐院”一所，使吉水孤寡老年人得以安度晚年。(程《洛水集·吉水县创建居养院记》)有的居养院因为负责官吏重视，规模宏大，经营也井井有条。像南宋时的苏州居养院，有房屋65幢，310间居室，房屋整齐排列，其间长廊相连，便于来往。收养了许多孤寡老年人与孤儿。苏州居养院由官府拨给官田1660亩，出租后每年可得米700石，作为经费。院中设置仓库、水井，并有僧人主持老年人医药及死后安葬事务，成为当时地方居养院的典范。(《吴都文粹续集》卷八）
在居养院中收养的老年人，按宋徽宗时的规定，每人每天发给米1升、钱10文，可以大体上满足温饱。每年的11月到正月，因天气寒冷，每天还加发钱5文，作为购买柴炭取暖之用。小儿则诸项供给减半。另外，90岁以上的收养老年人，由于为数稀少，每天还可以额外增加酱菜钱20文，夏天发给布衣，冬天发给寒衣絮被。(《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荆南府枝江县居养院中，发现一名已经101岁的老年人咸通。知府席震上奏朝廷，请求对咸通予以额外照顾，每天添给肉食钱和酱菜钱30文，冬季发棉绢衣被，夏天单绢衫裤。并建议全国居养院对百岁以上的老年人都给予同样的照顾。以显示朝廷的惠民之政。徽宗同意了席震的请求，把奏章转发各地执行。(《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宋代对养老机构的重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据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的统计，仅杭州临安府一地，每年用于收养和救济老年人的开支，就达钱米10余万之多。(《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
宋代国家救济机构的普遍创建，不仅是宋代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的结果，也是古代儒家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宋代诗人苏东坡曾在杭州为官，在这里创设养济院。多年以后，他早已经离开杭州，在朝廷任翰林学士。一个朋友因东坡的帮助而致以银150两、金5两的酬谢。东坡既不愿接受这笔钱，又不想拂逆朋友的盛意，于是把这笔钱转送给杭州养济院，“用以助买田，以养天民之穷者。”(《咸淳临安志》卷七·养济院)苏东坡对老年人的仁爱之心，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当然，宋代的养济院也并非十全十美，许多主管官吏并不重视养老救济，对养济院的事务不予检查，甚至当拨的钱米也不按期拨付，致使流离失所的老年人死于冻饿。南宋高宗时，尚书户部侍郎王俣曾指出当时养老救济中，“官吏失于措画。宜收而弃，以壮为弱，或减克支散，或虚立人数，如此之类，其弊多端，不可不察。”(《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也就是说，由于官吏的漠不关心和计划不周，许多应该收养的老年人被弃之门外，却把一些还可以自食其力的壮年人也收养进来。有的官吏贪污克扣应给老年人的钱粮，有的甚至虚立人数，以多吃空额，而官吏互相包庇，难以检查，不过这样的弊端是封建王朝官吏的通病，并不是养老中所独有的。
明清时期承袭宋代的国家救济收养老年人的传统，在京城和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养济院、资善堂、粥厂等机构。
在唐代，武后长安年间（701～704年），将此慈善事业纳入政府管理的事务之中，设置了负责检查有关寺院悲田的一切活动的使职。《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中记载：“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其后，在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宰相宋璟认为悲田养病是佛教内事务，国家不应设官。但是他的建议并未为唐玄宗所接受。“开元五年，宋璟奏悲田乃关释教，此是僧尼职掌，不合定使专知。元宗不许。”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下令“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养，官以本钱收利给之”，于是养病坊兼官办孤儿院，经费也由国家官本放贷的利息提供。宋代沿袭唐例，北宋嘉佑（1056～1063年）之前，即于京师设立东西福田院，嘉佑八年复增设南北福田院，以安顿一般老幼贫疾之人。宋徽宗时期，蔡京当政，令全国各地置居养院、安济坊。居养院，收容残疾无家可归者及孤儿。安济坊，则“募僧主之”，为贫病无力求医者治病并收住养疗。为鼓励僧医，国家规定“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其统计考核则依据病历档案：“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痊失，岁终考其数为殿最。”这被称为中国最早的病历制度。
在日本，奈良兴福寺于养老七年（723年），设立悲田院与施药院。其后各大寺始纷纷设置。天平二年（730年），光明皇后将悲田、施药两院改为公营制。平安时代继续奈良旧制，于平安京一条之北及鸭川西畔，设置东西两所悲田院。
佛教这一传统，光大至今。
1914年净波于常州清凉寺倡办“黄卐慈善会”。
1917年上海成立慈善组织“中国济生会”，王一亭居士任会长。
熊希龄居士筹建香山慈幼院，主要安置灾区孤儿。
1918年宁波建佛教孤儿院。
1919年上海居士林筹赈济灾，施舍医药、衣物、粥。1920年北京佛教筹赈会、津门佛教救苦会成立。
1921年马冀平等发起金会，教养灾童数千名。
1922年太虚与达观在长沙发起创办孤儿院。
印光等发起建立南京佛教慈幼院。
1925年宝庆佛化新医学社成立。
1929年净严创办河南佛学社中医学校。
1930年上海玉慧观等开办“佛慈药厂”。
1931年武汉大水，李白尘等发起慈善救济委员会。钟益亭施诊，每日诊治灾民500人以上。
康寄遥等在西安发起“华洋义赈会”。
1932年中国佛教会在南京设立佛教医院。
上海僧伽救护队成立，由宏丹领队，投入战地救护。
心道在西安组织“战地流动服务队”。
1933年北京广化寺设伤兵医院，柏林寺设兵民治伤医院，广济寺组织救护队，华北居士林派居士至各医院作招待、看护。
关絅之创办上海佛教慈幼院。
武汉佛教徒组织救护队。
1934年北京三时学会创办“大良医院”。
1936年上海佛化医院建立。
1937年厦门市僧众救护训练队成立。
中国佛教会在上海设立佛教时疫医院，救济贫病8万余人。
汉口佛教正信会成立救护队。
屈映光等发起慈善联合救灾会、僧伽救护队。
徐蔚如等与天津居士举办妇孺临时救济院。
1938年中国佛教会在上海组织僧侣掩埋队，掩埋尸体万具以上。
兴慈在上海发起成立“佛教同仁会”，救济难民。
武汉佛教徒创立佛教医院。
四川佛教会开办僧伽救护训练班。
1939年云南省成立僧众救护队。
1940年悲观、觉道等组织“陪都僧伽救护队”。
上海佛教净业社成立“净业教养院”，收容流浪儿童。
1942年范成等在上海开设佛教施粥厂。
1943年查干葛根活佛在拉图庙成立医校，培养喇嘛学医，在胡暑庙设诊。
1945年上海虹口西竺寺设立中国佛教医院。
苏州佛教界创办佛教孤儿院。
1946年常州天宁寺创办佛教医院。
1947年福州在世界各地闽籍佛教徒捐助下创办佛教医院。
1949年兴慈在上海法藏寺设慈光施诊所。
1951年香港香海正觉莲社每年年末冬赈药品、白米、棉衣。
1953年台中市开办“佛教菩提医院”施诊。
1956年台中佛教菩提医院建成13层医疗大楼。
1957年福州崇福寺成立佛教女众安养院。
1958年太原白云寺僧众举办中医医院。
1962年台中佛教医院成立，于凌波任院长。
1966年释证严在台湾创建花莲慈济会。
1967年星云接办宜兰县“仁爱救济院”。
1970年香港佛教医院建成启用。
星云与徐槐生创办大慈育幼院，收养孤儿。
1976年星云等创办的“佛教普门医院”开诊。
1978年香港正觉莲社在何善衡、李宽德资助下，创办佛教宝静安老院。
1981年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在香港创办“世佛会慈氏育婴园”。
1984年佛光山设“施诊医疗队”。
台湾花莲“佛教慈济功德医院”开业。
佛光山台北普门寺成立“友爱服务队”为老幼孤独服务。
1985年福建长乐县佛协创办风伤医疗所。
1986年五台山创办佛家医院。
台湾证严建成花莲慈济医院，并开诊。
杨掬梅居士捐资首创上海第一社会福利院佛教居士安养部。
1988年佛光山成立“慈悲喜舍功德会”，发起捐赠器官。
1990年香港正觉莲社在李嘉诚资助下，建成佛教李嘉诚护理安老院。
1991年苏州市佛教协会创办佛教安养院。
1992年青海塔尔寺成立藏医院。
1993年佛光山设“佛光亲属会”，福利出家众之父母。
1994年首届佛教医药研讨会在武夷山市召开。
当阳玉泉寺设立“佛慈诊所”。
苏州市佛协向市儿童医院捐资12万元。
台湾证严创办的“慈济医学院”开始招生。
1995年福建省佛教义诊所在福州法海寺成立。
佛光山在台南明德戒毒村开办佛教戒治班。
1997年普陀山佛协“普济医院”建成开业。
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佛教医疗安养设施、技术及服务方式也日益现代化，但慈悲的宗旨，并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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