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不上大夫，出自《礼记·曲礼上》，由于古语简约，这句话中的「刑」概念的内涵是特指的 ，而不是无所不包的 。传统注释对此「刑」有二说，一种是贾谊、司马迁的「励节」说，一种是郑玄、张逸的「《刑书》不上大夫」说。
前者的「刑」指刑具与具体刑罚措施， 包括辱先、辱身、辱理色、辱辞令、诎体受辱、易服受辱、关木索被箠楚受辱、鬄毛发婴金铁受辱、毁肌肤断肢体受辱和腐刑这些内容 ，但不包括「大辟」在内。而所谓「刑不上大夫」，即是对于这些刑辱项目的否定，其用意是为了「励节」，保持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尊严。
后者的「刑」指《刑书》，要点是将对大夫的用刑和对庶人的用刑分别开来：《刑书》针对庶民犯罪，其条目为「五刑三千之科条」，其执行在公开场合（例如「市」「朝」）；而大夫犯法，不用《刑书》，《刑书》中没有设立相关条款，而其罪行的轻重以《八议》为根据，且由甸师氏不公开执行。
《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无论是封建制度为主流的社会，还是后来的郡县制为主流的社会，都不存在所谓绝对意义上的「刑不上大夫」说。换言之，从广义的「刑」概念来看，高等贵族也是有用刑问题的。
孔颖达《礼记正义》引许慎《五经异义》曰：「《礼戴》说：『刑不上大夫。』古《周礼》说：『士尸肆诸市，大夫尸肆诸朝 。』是大夫有刑。许慎谨案，《易》曰 ：『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无刑不上大夫之事，从《周礼》之说。」
许慎之说，得到了一些现代学者的支持。从许慎的角度或从广义的「刑」概念来看 ，古代「大夫有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礼记·曲礼上》「刑不上大夫」说 ，是就普遍意义的「刑」概念及其用法来说的吗？这是需要审慎回答的问题。
其实，古代注家几乎都不否定广义的大夫用刑说，然而为什么「他们」（例如贾谊、班固、何休、郑玄、张逸、孔颖达）这些人都没有否定「刑不上大夫」说呢？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相信并推崇《礼记》，还是因为别有原因和含意呢？答案显然只能是后者。
关于古代为何要施行「刑不上大夫」的制度 ？人们认为，对于高等贵族不应当轻易用刑罚以羞辱其身，而应当用礼以激励其节行。这是泛道德化的理想解释，很可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 。贾谊和司马迁最先提出了「励节」说 。
贾谊曰：
故古者「礼不及庶人 ，刑不至君子」，所以厉宠臣之节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 ，上不使人颈盭而加也 。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 ：「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 。」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 ：「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 不可不厉也。
根据上引两段话，「刑不上大夫」的「刑」指刑具与具体刑罚措施。刑罚加于身，这对于古代重视人格尊严的士 大夫阶层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羞辱 。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详细列举了不同程度且不同种类的刑辱，可以指实「刑不上大夫」之「刑」的内涵。
人君对于贵族的统治，贾谊主张用礼义以节制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士大夫的羞耻感 ，激励其节行 ，促使他们更自觉地遵守规矩和忠于朝廷。由此可知，贾谊当然批评刑辱举措。司马迁继承贾谊之说。
进一步的问题是 ，为何士大夫阶层用礼、老百姓用刑来统治，是可能且有效的？这在《白虎通·五刑》篇中有说 明，曰 ：「礼为有知制 ，刑为无知设。」「有知」是「有自觉性」的意思，具体指「有知者」；「无知」是「无自觉性」的意思 ，具体指「无知者」。正是基于是否有礼义的自觉（道德的自觉），圣王得以制礼和设刑的。应该说，这两句话指出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主体性根据。
此后，郑玄、张逸、孔颖达等学者虽然对贾谊、司马迁的「励节」说作了一定程度的继承，肯定其对于德贤人格的尊重，但无疑他们的解释有重大的不同 ，实为另一说 ，丁四新将其称之为「《刑书》不上大夫」说。
郑玄《礼记注》曰：「不与贤者犯法 ，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孔颖达《礼记正义》曰：「『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 ，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设其刑，则是君不知贤也。」并引张逸云：「谓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贤者犯法也，非谓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则以《八议》议其轻重耳。」
结合张逸说和孔氏《礼记正义》来看，郑玄说的要点是将对大夫的用刑和对庶人的用刑分别开来：《刑书》针对庶民犯罪，其条目为「五刑三千之科条」，其执行在公开场合（例如「市」「朝」）；而大夫犯法，不用《刑书》，《刑书》中没有设立相关条款，而其罪行的轻重以《八议》为根据，且由甸师氏不公开执行。
所以在郑玄等人看来，大夫犯法并非不用刑、不行刑、不定其罪，而仅仅是不用《刑书》而已矣。这种区别性对待贵庶犯法的观念和方法，十分符合当时的实际。归结起来，「刑不上大夫」的「刑」字应该加上书名号，作《刑书》理解，具体内容为「五刑三千之科条」。
而此《刑书》与《八议》其实都从属于一般意义的「刑书」概念。孔颖达《正义》对此有详细的疏辨 ，而许慎 与郑玄理解之不同，即体现在此「刑不上大夫」之「刑」字含义的不同上。
今人李衡眉 、吕绍纲的「肉刑」说 ，看似继承了郑玄的说法 ，但又与郑玄说有很大的不同 。李、吕二氏说：
所谓「刑不上大夫」，只是说肉刑不上大夫，并非死刑也不上大夫。古人使用刑字这个概念 ，有时外延包括极广 ，一切刑罚均在内……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刑字的外延是有限的，往往只有肉刑一义。肉刑称刑或称刑罪 ，死刑称杀或称死罪。刑不含杀义 ，杀亦不称刑，刑杀有别，各有所指，这几乎是古人行文的通例。
又说：
到了汉代，把刑与杀分别开来的行文方法更为严格、更为明确了。刑 ，就是指肉刑，死刑不称刑而称杀，两者绝少相混。
《尚书·尧典》《皋陶谟》《吕刑》三篇有「五刑」的名词，通常所谓「五刑」概念指墨、劓、剕、宫、大辟这五种主要刑罚方式 ，因其加之于身 ，故又称「肉刑」。李、吕二氏别出新裁的肉刑说，他们将「刑」「杀 」两 个概念区别开来，谓「刑」指「肉刑」，「杀」专指「死刑」（即将墨、劓、剕、宫四者称之为「肉刑」，将大辟称之为「杀」），这个说法与郑玄的解释大殊。
郑玄将「五刑」均称为「刑」，并以「刑」为「《刑书》」。李衡眉 、吕绍纲的肉刑说与司马迁的「励节」说较为相近。顺便指出 ，李衡眉 、吕绍纲二氏的肉刑说在近现代的直接来源是夏曾佑，夏氏认为春秋时代「劓、刵、黥之法，惟行之于民 ，而贵族无之。贵族有罪 ，止杀而已，其次则为执、为放。」
总之 ，汉代流行两种「刑不上大夫」说 ，一种是贾谊、司马迁的「励节」说，一种是郑玄、张逸的「《刑书》不上大夫」说。
「励节」说的基础是意识到刑辱问题的存在，由「刑辱」意识，人们进而得出对「刑」的否定，肯定或提出了「刑不上大夫」之说。据司马迁《报任安书》，「刑辱」包括辱先、辱身、辱理色、辱辞令、诎体受辱、易服受辱、关木索被箠楚受辱、鬄毛发婴金铁受辱、毁肌肤断肢体受辱和腐刑这些内容 ，但不包括「大辟」在内。而所谓「刑不上大夫」，即是对于这些刑辱项目的否定，或加「不」字的行为。从用意看，「刑不上大夫」的提出在贾谊、司马迁看来，即是为了「励节」，保持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尊严。
而郑玄、张逸对「刑不上大夫」的理解可以归结为「《刑书》不上大夫」说，郑、张二人并不否定大夫、庶人均用刑 ，但庶人用刑以《刑书》为根据 ，大夫用刑以《八议》为根据 ，二者所依据的法则、用刑场所及用刑之意图均有所不同。
郑玄是在批评许慎「无刑不上大夫之事」说的基础上提出「《刑书》不上大夫」说的，此说同时融合了贾谊、司马迁的「励节」说。郑说最为博大。从内容看 ，郑、张所说的《刑书》指「五刑」，包括大辟在内，这与司马迁所述内容不同。
丁四新认为，司马迁所说内容比较可能是西汉时期流行的「刑不上大夫」说，而郑玄 、张逸说则很可能系他们推考古说的结果，来源更为久远，因此所谓「刑不上大夫」说应当跟从郑、张二氏来作解释。在此，「刑」特指所谓「《刑书》」或「五刑三千之科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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