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中随葬以九鼎八簋（guǐ，音轨）和编钟、编磐为主的礼乐器，遵守了周代诸侯的身份，九鼎八簋应为天子使用，诸侯应使用七鼎六簋，反映出先秦社会严格的礼乐制度在后期已经出现裂缝，以及人们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铜双音编钟（不包括楚王所送镈钟）、玲珑剔透的尊盘和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xiù，音秀）名称的衣箱等，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技术、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其中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
墓中随葬以九鼎八簋（guǐ，音轨）和编钟、编磐为主的礼乐器，遵守了周代诸侯的身份，九鼎八簋应为天子使用，诸侯应使用七鼎六簋，反映出先秦社会严格的礼乐制度在后期已经出现裂缝，以及人们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铜双音编钟（不包括楚王所送镈钟）、玲珑剔透的尊盘和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xiù，音秀）名称的衣箱等，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技术、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其中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
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主棺内。计碗(盏)、匕、杯各 1件，器盖2件，带钩4件，尚未包贴的金箔 940片。像这样大宗的金器发现，在战国墓葬中并不多见。
金碗方唇直口,浅腹平底,口沿下饰一圈蟠螭纹，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环耳,三矮足,作倒置凤首状，带盖，盖顶中心有一个圆形捉手，盖沿有 3个等距离的外卡，与碗口正好扣合。 盖面饰蟠螭纹、 纹和两周勾连雷纹。制作极为精工。通高11厘米，口径15.1厘米，重2156克，是目前已知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器内置镂孔金匕 1支。匕身圆形,镂孔作变异龙纹,方柄，素面，通长13厘米，重 56.4504克。经武汉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扫描电镜检测，含金量87.45%，含银12.55%。金杯方唇敞口，束腰，平底，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环耳，带盖，通体素面，通高10.65厘米，口径8.1厘米，重789.9263克。金器盖 2件；不见器身，一大一小，圆拱形，盖面以麻点纹为地纹，饰数周花纹。大盖通高2.5厘米，直径9.5厘米,重327.65克,经检测,含金量88.09%,含银11.91%。小盖通高2.2厘米，直径7.5厘米，重157.35克，经检测，含金量85.66%，含银14.34%。
带钩出土于东室主棺内，器形完整。钩鹅首形,长颈扁喙,素面光洁，均长 4.4厘米，分别重40.93克、43.2064克、45.5952克和46.6224克，经检测，含金量分别为90.9%、90.8%、93.6%和90.7%，含银量分别为9.1%、 9.2%、 6.4%和9.3%。金箔形状不一，有圆形、半圆形、圆弧形、方形、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圭形、双勾形等10多种。多数在表面上压印各种几何形图案，构图简洁，少数光素无纹饰。厚0.037～0.378毫米，一般在0.1～0.2毫米之间，每平方厘米重20～30毫克，估计是用于粘贴铅锡饰物的。经检测，素面金箔含金量约 92%，含银量约8%；几何纹金箔含金量约86.7%，含银量约13.3%，且均含有极微量的铜。
尊高33.1厘米，口宽62厘米，盘高24厘米，宽57.6厘米，深12厘米。
尊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在尊颈与腹之间加饰四条圆雕豹形伏兽，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兽沿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尊腹、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盘直壁平底，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饰蟠虺纹，与尊口风格相同。四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龙首下垂。四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首伏于口沿，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呼应，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僵硬感。出土时尊置于盘内，两件器物放在一起浑然一体。
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水器用，二者合为一器，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时酌以献尸，宾礼时酌以饮客。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即先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这一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尊和盘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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