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报》原名《大江白话报》，创刊于1月3日，后由詹大悲接手并自任总经理兼总编辑，改名《大江报》。该报为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大江报》的读者主要是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1911年7月17日，该报发表何海鸣所撰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后又发表黄侃言辞更为激烈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于8月1日被鄂督瑞徵以“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派军查封，詹大悲被逮捕，何海鸣闻讯后主动投案，史称“大江报案”。
《大江报》原名《大江白话报》，创刊于1月3日，后由詹大悲接手并自任总经理兼总，改名《大江报》。该报为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大江报》的读者主要是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1911年7月17日，该报发表何海鸣所撰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后又发表黄侃言辞更为激烈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于8月1日被鄂督瑞徵以“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派军查封，詹大悲被逮捕，何海鸣闻讯后主动投案，史称“大江报案”。
大江报案
1911年7月17日，该报发表副总编何海鸣撰写的短评《亡中国者和平也》，怒斥清政府颁布的宪法大纲是“摧抑民气之怪物”，指出立宪派的观点是愚蠢和行不通的，引起了清廷注意；
7、月26日，该报又发表署名“奇谈”（黄侃）的短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指出中国已经病入膏肓，只有“大乱”，即革命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当时距离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只有不到3个月了，其时局势已经一触即发，而这篇文章的发表，不啻为在火药堆上扔了一根火柴，引起了官府的震恐。鄂督瑞澄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和“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于8月1日晚派军警包围大江报馆，逮捕詹大悲，何海鸣闻讯后自行投案，报馆被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江报案”。
审讯中，詹大悲大义凛然，公开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拒不说出撰稿者，而举国上下也为此舆论哗然，上海的《神州日报》、《民立报》等革命派报纸遥相呼应，发表许多文章，声援《大江报》和詹大悲，许多当地群众和报界工会也表示抗议和声援。瑞澄原拟对二人“从重置典”，但慑于民情，不得不从轻判处罚金800元了事，后以二人无钱缴纳罚款，才改判徒刑18个月。
虽然《大江报》从创刊到被封，只有不到九个月，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却占有不可低估的地位。武昌首义的成功跟该报在新军士兵中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时人对它的赞颂之辞，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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