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进化(coevolution):由美国生态学家埃利希(P. R. Ehrlich)和雷文(P. H. Raven)1964年研究植物和植食昆虫的关系时提出的学说,指一个物种的性状作为对另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而后一物种的性状又对前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的现象。
协同进化(coevolution):由美国生态学家埃利希(P. R. Ehrlich)和雷文(P. H. Raven)1964年研究植物和植食昆虫的关系时提出的学说,指一个物种的性状作为对另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而后一物种的性状又对前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的现象。
由于生物个体的进化过程是在其环境的选择压力下进行的,而环境不仅包括非生物因素也包括其他生物。因此一个物种的进化必然会改变作用于其他的生物的选择压力,引起其他生物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又反过来引起相关物种的进一步变化,在很多情况下两个或更多的物种单独进化常常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协同适应系统。
对于协同进化,可以理解为一种进化机制,不同物种相互影响共同演化,这种进化机制对生物演化有重要意义;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进化结果,因为我们所谈到的协同进化实例体现的是一种协同的关系,从这些实例中归纳出了协同进化理论。实际上,广义的协同进化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生物学层次:可以体现在分子水平上DNA和蛋白质序列的协同突变,也可以体现在宏观水平上物种形态性状、行为等的协同演化。协同进化的核心是选择压力来自于生物界(分子水平到物种水平),而不是非生物界选择压力(比如气候变化等)。协同进化必然是生物适应进化的结果,如果仅仅说协同进化的意义是适应,那么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结合不同的实例,试着归结协同进化应该有如下的意义:
例如,很多植食性昆虫和寄主植物的协同进化促进了昆虫多样性的增加;遗传连锁性状有关基因在分子水平上的协同进化促进了遗传隔离并导致物种分化。
该方面主要体现在众多互惠共生实例中,比如传粉昆虫与植物的关系(昆虫获得食物,而植物获得交配的机会),蚜虫与蚂蚁的关系(蚜虫获得蚂蚁的保护,蚂蚁获得食物—蚜虫的蜜露),昆虫和内共生菌的关系(两者相互获得生活必须的特殊的营养物质)。
例如,细胞中的线粒体基因组的形成可能源于包内内共生菌的协同演化(内共生起源理论),核基因组中“基因横向转移”现象也可能来源于内共生菌协同进化的结果。
众多物种与物种间的协同进化关系促进了生物群落的稳定性。另外,众多并不是互惠共生的协同进化关系,比如寄生关系、猎物-捕食关系的形成等,都维持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Jazen 给协同进化下了一个严格的定义:协同进化是一个物种的性状作为对另一个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而后一物种的这一性状本身又是作为对前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
这一定义要求:特定性——每一个性状的进化都是由于另一个性状;
相互性——两个性状都必须进化。
更严格的定义还要求同时性——两个性状必须同时进化。
但在协同进化是扩散型时就不具备同时性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协同进化只表明了物种对生物环境特征的适应。
熊蜂是常见的温带蜜蜂科昆虫。海因里希(Heinrich,1979)曾深入研究一窝熊蜂雄性个体的取食行为。熊蜂的蜜源植物通常为簇生,而且每种花的形态各异,因此每个熊蜂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熟练过程才能成为有效的采蜜者,尽管每个熊蜂的确可以同时采食几种植物的花蜜,但一般每个雄性个体都以某一种花为主,偶尔采食其它一两种次要的花蜜。对于植物来说,熊蜂的这种取食行为很可能导致蜜源植物开花行为的特化。不难想象,如果熊蜂同时在2种很相似的花上采蜜,2种植物之间必定要发生花粉粒的互换,选择压力便促进植物在开花特性上彼此分化,这样反过来又导致传粉动物取食行为的特化。
同样,植物与种子传播动物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协同进化关系,这种进化关系直接影响水果和种子的颜色、形状、化学特性和结实的季节性。其实,动植物之间的这种关系看起来很简单并且随处可见:动物取食水果时将种子吞下,随后排泄到新的地方,一段时间后种子发芽。然而正是这简单的过程使许许多多植物种群得以延续和扩展下来,在热带雨林中,大约70%的植物依赖动物传播种子。
这里我们仅从一个侧面来说明动植物协同进化对水果颜色和动物生理特性的影响。热带雨林盛产各种颜色的野果,而黄色水果尤其为许多树栖灵长类动物所偏爱。最近的研究表明,南美洲许多以水果为食的灵长类动物的视觉系统对黄色特别敏感,科学家正在探讨这一现象的生理机制。但人们已经理解了动物的这种特性在动植物生存适应上的意义:它使动物更容易发现点缀在绿叶中的黄色水果。我们知道未成熟的水果多为绿色,隐在树叶中不易被发现,这是因为这时种子尚未发育成熟,动物的介入只能给植物带来损失。种子一旦成熟,果皮很快变黄,醒目的颜色吸引动物前来取食水果,为植物传播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