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风险(Nuclear Risk)，指由于或起因于核装置内任何辐射源发射的电离辐射，或核装置中的核燃料或放射性产物或废物发射的电离辐射，或来自或源于或送往核装置的核材料所造成的，不论其是由此类物质的放射性质还是由此类物质的放射性质同毒性、爆炸性或其他危险性质的结合所造成的，并因该风险而导致的核损害。
核风险(Nuclear Risk)，指由于或起因于核装置内任何辐射源发射的电离辐射，或核装置中的核燃料或放射性产物或废物发射的电离辐射，或来自或源于或送往核装置的核材料所造成的，不论其是由此类物质的放射性质还是由此类物质的放射性质同毒性、爆炸性或其他危险性质的结合所造成的，并因该风险而导致的核损害。
20 世纪60 年代末，在核能、化工、基因工程等领域，有关风险接受性的争论日益激烈。美国社会学家Starr 于1968 年提出了“多安全才够安全？”（How safe is safe enough ？）这一问题，展开了对风险接受性的早期研究。经过后来许多学者的努力，风险接受性研究，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一般意义上的公众对风险的认知与选择决策为对象的边缘跨学科研究领域。
在心理科学方面，它与认知科学和决策心理学直接相关；在管理科学方面，它是风险沟通的理论基础；在社会科学方面，风险对现代社会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传播学方面，人们对待技术和风险的态度与信息的传播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领域所取得的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对研究核能的风险接受性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三里岛事故后，已经要求新建核电站的反应堆堆芯熔化概率降低到10/（堆·年），放射性物质大量外泄的概率低于10 /（堆·年），但公众对核电的接受性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产生这样的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究其主要原因，是公众与专家在核能风险问题上的态度存在极大的差异。
Knight（1921 ）从事件的结果是否可预见的角度认为，风险可分为概率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两大类。事件的结果和概率可以确定的风险称为概率风险，反之为不确定性风险。
全世界民用反应堆累计运行时间已达9800 堆·年，但其实践（或试验）证据还不足以验证反应堆严重事故的理论估计值———10 ~10 （堆·年） 的可靠性。核安全分析在人因失误、外部事件、低放随机效应、废料安全等问题上的估算中，还存在很多假设（或推测）。其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核能风险的性质和结果缺乏一致的认识（DemsetZ ，1999 ）。因此，公众对核电的风险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风险的主观特征的影响。根据美国心理学家Slovic 和Fischhoff（1982 ）的研究，这些特征归为“熟悉性”和“忧虑性”两个维度。
美国阿瑞根大学的研究人员，调查了人们对核电和其他类型的发电站的看法，结果表明，和其他类型的发电站相比，公众心目中的核电风险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不自愿、灾难性、恐怖、致命性、未知、滞后和不可控制。核电风险的这些负向主观特征，使其风险水平往往被公众高估。
在远东地区存在许多核风险厂址，涉及俄罗斯、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几年前，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制定“生物圈辐射安全”（RAD）计划，对存在的放射性污染问题进行独立评价（当前主要是针对俄联邦国家），特别是侧重于潜在的跨国界问题，2003年年，IIASA 与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加强合作，开展课题包括远东核风险厂址假想事故释放放射性物质的跨国界大气迁移问题的研究。
轨迹模式是描述气团走过的路径，近几十年来一直被用来研究大气中的动力过程。对于环境科学，其很重要的一点是可以用这类模式建立大尺度情形下空气污染物源与受纳体的关系。近年来，为了评价核风险潜在事故的后果，将该方法与放射性污染物的迁移模拟和分析相结合。该方法也与拉格朗日粒子弥散模式（LPDM）相结合用于模拟污染物大尺度的迁移扩散模拟，LPDM 模式可以更真实地表述污染物在行星边界层中的迁移扩散，在该层中湍流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由于在远东沿海地区气象场的复杂性，特别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受东亚季风的影响，释放点不同地理位置的影响结果也是很不相同的。在远东地区存在许多核风险厂址，包括核电站、核动力舰艇、核材料生产、贮存设施等，涉及俄罗斯、中国、日本、朝鲜和韩国等国家，由这些核厂址释放的放射性物质的大气迁移的影响都应当予以考虑。在这里，我们所建立的模拟方法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为了评价核风险厂址的事故后果，我们需要了解放射性核素经大气途径迁移到邻国的概率有多少，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利用历年气象资料进行计算，确定核风险厂址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影响的概率场，以及随时间（年、季节、月）的变化情况；评价来自核风险厂址大气迁移的一般轨迹、流场、快速迁移（即小于1 天的迁移）和典型迁移时间，以及大气迁移到所选关心地区的特征。在确定了典型影响天气条件后，应用扩散模式确定污染物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1）任何技术都是个别的，总是具有局部性。
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包罗万象的、一劳永逸的技术，就像永动机那样，当然也就永远不要指望技术给人类提供一个绝对安全的港湾。（2）技术总是开放的，具有超越性。
技术发展的逻辑一般而言，总是后项技术针对前项技术的问题而提出，因而具有滞后性。也就是说，技术上的安全性并不等于现实中的安全性。
（3）技术系统内部是充满矛盾的，不同的技术之间经常存在相互掣肘的现象。
而且随着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彼此之间的干扰也不断加大，某些大的技术干扰所引发的风险往往具有灭绝人类的性质。没准儿有一天，人类的美好愿望还没怎么实现，其本身已经自取灭亡。这在如今已根本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近乎准确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的末日杀手。
由于技术发展的后果不但不能最终解决人类的安全问题，却反而增大了发展的不稳定性，于是这样的时代被称为风险社会。风险与人类的发展预期显然是矛盾的，这个矛盾被叫做“自反性”，以标识科学技术导致发展问题的内在必然性。
在现代发展学看来，发展进步才是硬道理。以至于在发展浪潮的冲击下，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各国面对科学技术的姿态，骤使科研的投入急剧增加，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而且现代化和全球化作为与科学技术发展相伴生的一种社会进程，搅动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致使整个社会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
问题在于，发展是不是就单纯地是好的。事实上，如果不反思发展的前提、发展的动机和目的、发展的手段等，盲目发展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并非天然合理，发展是有原罪的。大致说来，科学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益处的同时，也增加了发展熵，使人类的未来越来越成为一个不确定的变数。对人类未来的这种“确定性的丧失”，复杂性理论提供了较好的支撑。复杂性理论与发展理论之间的联合早在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里高津和未来学代表人物托夫勒那里就已见端倪，但是这项工作在新层次上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事实上，人类当下面对着两种尺度的矛盾和冲突一一资源形成的地质纪年与资源消耗的发展纪年的矛盾、人类得利的短暂消费纪年与灾害后延影响的漫长环境纪年的反差。这就提出了人类几年、十几年速生性的发展战略除了如何面对漫长的自然地质纪年，也要考虑如何应对具有几百乃至上千年的巨大环境后果的艰巨任务。核问题显然是人类最大的安全隐患。全世界五万多枚核弹头可以将地球毁灭十次以上，再加上不计其数的核反应堆，小小的地球势如累卵。人类利用核能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如何从过去和平地利用核能，转到安全地利用核能。那种“一地受益，全球遭殃”小益大害的缺德现象再也不能出现。因为人是族生动物，彼此本相辅相依。这种关系一旦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人类也就永无真正的安全可言。对此，必须要有超前的意识，特别是要有危机意识，居安思危，谨慎地反思核安全、核开发战略和政策，杜绝盲目地乱建核电站及核能的无序竞争。人类的文化也应该进入重建发展文化、提高行为约束道德等级的新阶段，不再使福岛成“祸岛”，地球变“地狱”。有了这方面的反省，才可以在后续讨论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对人类区域恶性竞争的控制和消解，重建马克思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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